2021年1月23日，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及人社中心主辦了「重思儒家與新文化運動」工作坊。該工作坊分為三個場次，上午的場次由紫藤廬創辦人周渝先生主講「周德偉的選擇」，而下午的兩個場次則由清大哲學所的楊儒賓教授主講「第一種新文化運動」及「1949的兩場歷史巨變」這兩個題目。總體而言，該工作坊的重要源起點乃是楊儒賓在主流觀點之外另闢蹊徑，開啟了另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線索，同時也重構出一種頗為特殊的有關兩岸關係的敘事。
文：李雨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總言之，下午的第一場論壇以楊儒賓提出的另一種或第一種新文化運動為主軸，在這個新文化運動版本中，梁啟超無疑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誠如林月惠所指出的，梁啟超的重要性，可以同時從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本土抵抗運動，以及當前中國學界的康有為熱來予以檢視，梁啟超為前者提供了連結新文化運動（楊版）與台灣的新橋樑，也同時為抗衡後者的文化民族主義提供了資源。值得一提的是，筆者在會議的前一天晚上參加了今年全島文化講演會的第一場活動，主講人陳翠蓮恰恰試圖強調一九二〇年代台灣本土的文化運動與中國大陸的新文化運動無關，然而楊儒賓所提出的另一個版本的新文化運動，是否又可以通過梁啟超而重新與台灣發生關連呢？當然，梁啟超究竟在當時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或許仍是個可討論的問題。
兩套政治話語、兩種「中華民國」
第二場演講以「1949的兩場歷史巨變」為題，楊儒賓為我們講述了1949年發生的兩場重大變革。第一場變革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標誌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楊儒賓強調，我們需要注意到自這一變革以來，中共開始不斷使用「有史以來」、「全面性」這樣的修辭，來形容中國近現代史上任何與共產革命有關的事件。那麼為何中共能夠將這些事件都界定為如此具有全新意義的事件呢？楊儒賓認為，這與中共創造出來一套全新的語言有關，藉由這一套新語言，就可以讓同一個概念產生不同的意義，進而可以讓過去所理解的「人民」、「自由」都不再是真正的「人民」、「自由」，將話語權完全掌握在手中。與此相對的第二場變革，是中華民國於1949年遷台這一事件。楊儒賓認為，在1949年之前，中華民國的發展並不太好，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尤其是解嚴後的發展，才真正體現其理念。當然，他在此也充分意識到，就中華民國作為外來政權的視角來說，確實帶來了二二八、白色恐佈這些負面性影響，不過他強調，如果我們回溯到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則相對於當時中國大陸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以蔣渭水為代表的本土知識分子反而是為了對抗日本而訴諸中華文化。楊儒賓認為，在理解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上，兩岸關係性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位回應人林俊臣教授首先對於楊儒賓近年來的一系列研究表示贊賞，繼而他觀察到當前強調台灣文化主體的論調背後，其實蘊含著某種歷史情感，是某種過去曾經被打壓、被蔑視的族群開始要反客為主的心態。接下來，他從自身專長的書法領域出發，回顧了1949年前後的台灣本土藝術發展，並由此衍生出一種觀察，就是台灣社會中同時存在兩種「中華文化」，一種是1949年之前就存在於民間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民俗文化，而另一種則是1949年後輸入的官方主導的中華文化。林俊臣認為這兩種「中華文化」一直缺乏充分融合、連接，因此也未能很好地處理過往被蔑視者的訴求。
第二位回應人趙之振老師首先從自己的香港出身談起，回顧了自己的成長背景與中華文化的關係；繼而他對楊儒賓的論述架構提出了一個頗具挑戰性的問題，就是如果儒家確實在整個中國歷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那麼它是否不單單形塑了楊儒賓所說的新文化運動，也同時推動了共產主義的勝利呢？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那種自我思想審查，是否其實正類似於儒家傳統的道德主義呢？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說儒家其實是一種中性的力量。他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從理念上來說，他認為就算是台獨人士也未必不會承認中華文化的地位，然而就事實層面來說，當前中國大陸想要壟斷中華文化這個符號，因此台灣面臨的是要在一個不對等的兩岸結構上，來競爭中華文化的繼承權，這並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
楊儒賓的回應更多是補充、重述了他的關懷，他首先承認在當前中共幾乎壟斷了中華文化這一符號的話語權的情況下，他談論這些主題其實帶有無奈與悲劇的色彩。不過他的訴求是，希望能夠繼續談論中華文化這個主題，直到它能夠被忍受，能夠進入公共議題、被公開討論。
朝向公共論述：一種有抗爭精神的中華文化
在自由討論環節，林月惠首先提出，如果以當前年輕世代對待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思想的態度來說，是否儒家文化已經不再是一個必要的選項了呢？楊儒賓承認這在當前確實是個難題，他認為大部分人、哪怕是獨派人士也應該會在理智上承認中華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在情感上則並非如此。不過從整個東亞文化圈中漢字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來看，他仍然保留著較為樂觀的態度。
接下來，何乏筆與周渝之間延續了上一場的討論主題。何乏筆首先從楊儒賓有關1949的歷史巨變出發提出他的一個想法，就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有三場革命，分別是1949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標誌的社會主義革命、1911年以中華民國成立為標誌的自由主義，以及戊戌變法所代表的保守革命。他認為這三場革命可以說都是失敗的，然而之後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又有兩場成功的革命，分別是解嚴與改革開放。周渝緊接著指出，何乏筆說的這些革命大多是政治改革層面的，而更為關鍵的革命實際上發生在經濟層面。他根據他父親周德成的經驗提出，早在台灣正式解嚴之前，經濟上由計畫經濟轉為自由經濟的改革就已經發生了，經濟上的改革已然決定了之後的政治制度改革。
然而何乏筆並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先是援引海耶克的觀點，指出自由主義（經濟）與民主政治之間並不存在必然連結，前者同樣可以為威權體制所使用，因此政治體制的改革才是關鍵所在；繼而他還以改革開放之後發生的六四事件為例，來說明經濟上的改革並不必然帶來政治改革的成功。相對於何乏筆的觀點，周渝仍然對於經濟改革引發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較為樂觀，他認為民主制度實為手段，真正的目的仍是在於人，當民間的力量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壯大，政治體制的改革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在何乏筆與周渝之間的論辯外，還有其他與會者從各種角度提出想法。李丁讚延續了他上一場討論中關於「共處」主題的想法，提出當前台灣需要思考的是各大族群如何共處的問題，而其中尤其構成難題的是，由於國民黨喪失民心，中華文化的族群無法找到合理的代言人。他認為如果有一天這個問題能夠解決，那麼大家或許才有辦法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民進黨也可以很自然地反共不反華，當然這是一個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慢慢進行建構的工作。張旺山則認為我們可以將中華民國／文化區分為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政治上的中華民國無論在台灣還是在中國大陸都備受質疑，而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中華民國則未嘗不可以發展為一種有生命力的文化資源。
針對以上的提問，楊儒賓主要回到他的一個主要關懷上來進行回應。他認為中華文化在台灣內部有其自身的一個存在脈絡，上可追溯到明鄭對抗滿清的歷史，下可接續日治時期蔣渭水、台共對日本政府的反抗；楊儒賓強調，相對於中國大陸當時的反傳統浪潮，台灣在日治時期反而是藉由傳統來反抗日本。楊儒賓認為，中華文化在台灣有著某種抗爭精神，將這種脈絡揭示出來，是有助於當代台灣的發展的，只是面對當前的實際障礙，我們需要將其進一步論述化，使其能夠被討論。
綜合一整天的工作坊討論來看，首先是從上午場次有關周德偉的演講，持續延伸出了有關經濟與自由民主的關係，周渝強調經濟發展對於政治改革的決定性作用，何乏筆則有所存疑。當然，更為主要的一個討論線索，則集中在楊儒賓所提出的另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敘事上。可以看出，這一敘事所發展的不僅僅是對原本的中華文化論述的重構、修正，更由於它與台灣一九二〇年代社會運動的歷史連結，而隱然蘊含著與台灣本土派論述進行對話的企圖。 自六年前頗富爭議性的《1949禮讚》以來，楊儒賓已發展出一套更具野心的宏大論述。在即將推出的新書中，我們將看到他不再僅僅停留在1949這一環節的爭奪，而是上溯四百年，與明鄭王朝相連結，開展出更大的歷史敘事格局。而在這一次的工作坊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楊儒賓的新論述不僅在縱向上連結了1949與明鄭，更試圖在橫向上連結一九二〇年代的兩岸。雖然楊儒賓屢屢坦言他的想法在當前台灣並不討好，但他鍥而不捨地試圖讓中華文化問題進入公共論述的努力，無疑值得敬佩。
上篇：【重思儒家與新文化運動】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外的另一種敘事（上）
延伸閱讀：【專訪楊儒賓（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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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達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