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們通過報導、紀錄、檔案來重建歷史的面貌，不過在生活當中，仍有許多方式可以觸及過去：一本家族相簿、博物館中的化石、阿嬤衣櫃裡的「古著」、一座百年前的城樓，可以只是走馬看花、懷舊翻新，但也可能透過不同的「物」認識活生生的人與他們生活的時代。

2019年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第三場，邀請到曾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現為成大歷史系謝仕淵副教授來主講「記憶所繫之物—歷史文物研究的新取徑」，特別從他在博物館的田野調查與文物研究經驗，提供處理史料與重建歷史的不同可能性。演講由政大歷史系藍適齊副教授擔任主持人。

乘載記憶之物—戰爭遺屬與過去和解

透過「物」所體現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不只是為歷史中的小人物發聲，一般的民眾為什麼需要歷史？我們為什麼要保存公共遺產？這些問題可以透過「物中記憶」的研究得到解答。一個物件可能經過不只一代人，對不同世代而言有不同功能與情感，透過物看到時代變化之餘，也會看見人們如何透過物與過去相處、和解。

謝仕淵提到，臺灣在日治時期被徵召參加戰爭的臺籍日本兵，最終戰歿、失蹤而沒有平安返家的臺灣子弟有三萬人之多，對於重視入土為安的臺灣人而言，這些士兵的家屬如何面對可能沒有遺體遺物的情況下，一句話、一份通知，自己的親人就沒了的狀況？那甚至是難以弔念和懷想的處境。謝仕淵在2012年左右收到一大批的捐贈物品，也是來自台南同樣姓柯的家族，他在裡面發現了一張署名柯太郎的明信片，明信片中除了對家人的問候以外，也交代了他在軍中每個月存的薪水金額。謝仕淵說，這位柯太郎先生日治時期在菲律賓當兵，最終沒有回到臺灣。

「我其實一開始讀的這張明信片的時候，坦白說我沒有特別感覺。那但是我愈來愈覺得不對勁，因為這張明信片我一開始看到它的時候是夾在柯英傑先生的日記本裡面。」

柯英傑先生就是這一批物件的捐贈者，也是柯太郎的弟弟，謝仕淵推想他一定非常思念哥哥，因為每天寫日記都能看到哥哥的遺物。在整理柯英傑先生的相簿時，他也發現他的哥哥柯太郎的照片就放在相簿第一頁，而後才是其他家人的照片。素未謀面的兩人之間的情感，在物件中躍然紙上。在那個台籍日本兵的最後下落的音訊相當模糊處境中，有的家人連「遺物箱」也沒有、許多時候也只是戰地隨便拾來石頭充作遺物、還有後來在南洋叢林中生活重返的少數例子，都讓這些戰爭遺屬們懸著一顆心。

這張明信片在柯家人之間傳遞，柯太郎的爸爸直到過世前不久才終於接受兒子的離開，為他在家中立了牌位；柯家的長女，太郎與英傑的姊姊，經常帶著家人看這張弟弟僅存的明信片，甚至在1970年代開放觀光後到菲律賓尋找弟弟的下落，而傳到柯英傑手上則是朝夕與哥哥的遺物相處。謝仕淵說這張明信片就如同「召喚之物」，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戰爭遺屬們怎麼追憶自己戰死的家人、產生了怎樣的行動，與這份缺憾和解。

彷如母親—「上陸許可證」的重量

何謂「上陸許可證」？日治時期，臺灣與福建、廣東等地雖屬兩個不同國家，但地緣相近互動密切，如臺灣收割稻作、製茶等季節性工作，會招募福建、廣東的移工，來到日本治理下的中華民國人就需要隨身攜帶「上陸許可證」，作為他們的身分證明。謝仕淵說，受過歷史訓練的人，很容易能辨識、理解這張許可證的功能，但是一位帶著「上陸許可證」來訪數次、猶豫不決的捐贈者，則說出了屬於她獨特的故事。

謝仕淵稱呼這位捐贈者叫「月娥阿嬤」，第一次跟著做導遊的女兒來到臺灣歷史博物館時，她就拿出隨身攜帶的一張「上陸許可證」，似乎有意捐贈，但最後仍不捨割愛。月娥阿嬤屢次拿起那張「上陸許可證」向謝仕淵說起故事，聽過幾次以後他也就愈發了解月娥阿嬤為何如此不捨。

那張「上陸許可證」屬於月娥阿嬤的母親，母親柯罔市來自泉州同安，年僅九歲就跟著父親來臺製茶，後來因故沒有返回故鄉，在臺灣結婚生下月娥阿嬤，離婚後母女相依為命。月娥阿嬤在公學校畢業後於日本通運臺灣支店，擔負家計照顧母親，也在臺北城裡過著時髦的都會生活。直至戰爭時期疏開到臺南柳營，認識了後來的先生，戰後便留在當地生活，母親獨自北返。

命運弄人，母親北返不久抱恙，月娥阿嬤曾短暫回臺北照顧，直至母親在二二八事件的同一個月過世。月娥阿嬤在與謝仕淵交談時，多次談起她獨自在柳營農家生活的艱辛，不僅是受過教育的都會女子對辛勤勞務的不適應，也包括對曾相依前半生的母親的深深思念；多次在交談中潸然淚下。在反覆交流的過程中，謝仕淵愈發理解這張充滿歲月痕跡的「上陸許可證」所代表的意涵，因為經過戰亂、空襲，月娥阿嬤過去的家早已不剩什麼了，少數還能讓她與母親保持聯繫的，就是這張柯罔市的「上陸許可證」，從身分證明到思念之物，一張證件交織了兩個世代的社會生命。

為「非凡小人物」說故事

故事並不僅是激起生命的共感，同時也是想指出與過去聯繫的可能進路。謝仕淵說這些歷史上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沒有能力在官方檔案體系留下痕跡，也沒有世家大族累積資料著述的能力。他在演講中分享的故事，說明這些常見史料以外的可能性，透過「物」的研究與田野調查，去勾勒出我們素未謀面的一般人的真實樣貌與生活時代。

演講後的交流時間，主持人藍適齊回應謝仕淵的結論，提到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對於歷史上小人物的重視，歷史的改變所不可或缺的是無數小人物的參與，但「難就難在他們的歷史很難寫」，歷史文物研究的取徑卻時打開了不同於傳統歷史研究的視域。藍適齊也提問到：物的研究仍然需要文字資料的輔助，如何發現這些資料？

謝仕淵再次以一個特別的故事來回應，他曾在清朝的文獻中讀到，政府為了在文化上歸化原住民，特設番學並且訓練原住民孩童擔任八佾舞的禮生、樂生，並且由於表現良好頒予獎勵牌狀，而在文獻中有孩童表示希望能將獎牌上「番樂生」的「番」字拿掉。這段文獻呈現了被殖民者面對文化衝擊，採取的策略卻試圖擺脫自身身分、更投入統治者的文化，短短的句子讓謝仕淵內心震動。

謝仕淵以這樣的例子來說明歷史研究可能性的另一個側面，與上述「物」的研究相輔相成，透過挖掘歷史主體性的意識去閱讀與探索。相對的，簡單按照官方檔案對時代的定論去理解，就很難看到比如原住民以各種不同的行動策略，如何與官方迂迴幾十年；或者臺灣史學史的發展只看到壓迫，也會忽略民間文化工作者的自發性。謝仕淵所強調的進路，就是要設法在簡單的批判或定論之外，將「細瑣而模糊的面孔描繪的更清楚」，而這需要不成比例的投入。

也有參與演講的同學問起，要如何看待官方對於物件的修改、拆除或覆蓋？謝仕淵認為面對官方的舉措，我們更應該揭露民間的應對。例如我們經常關心的轉型正義問題，過去經常關注國家透過特定儀式或者紀念建築，表達出國家對於特定議題的態度，這其實有一段漫長的脈絡，也看到戒嚴前後，兩種不同政治價值的衝撞。但是，除此之外呢？面對轉型正義的問題，有沒有另一條民間的脈絡，比如說失去生命的政治迫害者之家屬，關注的可能是民間習俗中的宗教儀式（如招魂）如何安頓家人的靈魂。這跟經常作為政治攻防的國家的儀式，其實是兩個不同的脈絡，但謝仕淵認為兩者一樣重要。

會後交流中同學們也特別關心博物館的工作：如何保存物？與捐贈者的來往？數位化的問題？謝仕淵從各地博物館的情況更廣泛地回應，包括來自殖民地掠奪的收藏品歸還的技術性問題，以及當代博物館如何在數位化的情況下盡可能保存物件原有的物理性脈絡；尤其特別的是談到所謂的「當代典藏」，如保存社會中重大事件的物品、影響與訪談紀錄，這樣富有行動力的博物館樣貌大大開拓了演講參與者原來的想像。

上篇：
【歷史記憶】記憶所繫之物（上）：透過「物」看見個人在社會中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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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劉達寬
審閱：謝仕淵
首圖：郭雪湖《南街殷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