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ARS事件跟這次的疫情有哪些不同？」
上次是政府一團慌亂，這次政府比較是「自由集體主義」（Liberal collectivism），它雖然自由，可是是集體主義、國家一把抓的，控制得很嚴。還有一點很重要，SARS是局部的，集中在亞洲。這次是全球性的，全球都在禁絕集體活動。而在公共上，這次就比較沒有看到宗教團體那麼大的發聲（例如：登報呼籲）。公共領域的形式改變了，有好有壞。現在以電視和網路為媒介的形式，好像更利於我們去建立主體性，較能夠傳達：「作為一個市民，我是怎麼想」。
「這波疫情所引發的公共論述中，您有看到什麼有意思的發展嗎？」
宗教團體的論述基本上是一樣，比較不一樣的是，2003年民進黨剛執政，是政權轉移的時候，比較像道統的國民黨倒了，造成一些宗教團體的道統憂慮感。這次已經經過兩次輪替，那種政治牽動道德、道統的憂慮感比較少。
「災難過後，需要重新思考人的存在焦慮。這次疫情下，蠻多大型宗教活動取消，您怎麼看這個情況？」
有些大型宗教集會被壓抑，加上媒介形式的改變，將來會反彈回來。這個疫情的衝擊有兩波，一個是人跟人互動的形式，第二是國家跟社會的關係。疫情過後，可以觀察社區意識和心靈上的重建，因為人的存在處境整個改變了，而這個改變不是國家提供論述就可以解決的，要回歸到倫理或宗教上的論述，那時候宗教可能又會強起來。
「災難過後，人與宗教的關係會如何變化？」
以人的意識來講，宗教會變成根本上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覺得宗教好像有點消退、世俗化了，可是經過這種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說的「性命攸關的時刻」（fateful moment）和「本體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被影響，原本規律的生活被打亂了。我們以為人類克服了鼠疫、流行性感冒，結果它們隨時會回來。所以我們生存的終極還是家庭跟社區，這背後很重要的基礎是宗教的觀念。我們需要重新去思考人的存在焦慮，對一般人來說──如果不是哲學家，很多就是透過宗教團體。民間信仰沒辦法建立很好的論述，所以很多宗教團體會回過頭來建構這個論述。然後經過這個事件，人跟宗教團體的連結會更強。但人們會找出變通的形式，不見得是大型聚會。
樂觀的全球資本主義踢到鐵板，政府需要找回wise與big
「SARS的經驗是否有對這次疫情的災難治理產生影響？」
這次更全面，而且拖比較久，但從應變來說，大家比較有經驗。另一個問題是「風險撕裂」，就是如果沒有風險意識，問題來的時候會造成社會的撕裂。這兩次有個很明顯的差別是，像SARS時期，有位病患被媒體大量報導，他出院時還開記者會跟大家道歉，這就是風險撕裂──風險造成那些人被汙名化，整個社會就更焦慮、撕裂。這次就控管得比較好，風險意識也比較強，接下來就會發展出風險理性。SARS的苦難讓我們有一些啟示，這次的苦難也會帶來一些啟示。
「您會如何以宗教社會學分析本次疫情的影響？」
基本上，全球化踢到鐵板，過去這種樂觀的全球化和全球性資本主義都需要修正。即使人類再強，瘟疫也能再把人拉回本體論上的問題，像是人跟人的關係、人跟自然的關係，全部要重新調整，也打碎了我們過去對資本主義的想像和運作方式。碰到瘟疫，人會看到自己的極限，這個極限就是現代社會被挑戰到，所以會去重新建構人的本體論問題。這種改變是，現在有這麼多理性、科學的工具，我們還是得回歸到人最後、最基本的東西：家庭、社區、宗教。另外，像是美國和歐洲的福利制度、醫療體系，也要全盤重新思考。
「疫情讓人心惶惶，您怎麼看待這種隨災難而來的集體焦慮？政府、民間團體和人民能如何因應？」
將來政府要改變。這次專業官員的位置非常重要。但像中國不太讓專家講話，自由主義的歐美國家這次做得也沒有比較好，川普一直跟專業對抗，但他很有民意基礎。所以問題是，要怎樣讓專業政治回來？將來政府有兩個東西需要因應瘟疫作調整，一個是wise，一個是big。wise是相信專業，big是政府權力還是要夠──像之後歐洲的政府權力可能要收回來。
「但過於相信專業會不會也有反效果？」
所以需要加一個東西，是貝克（Ulrich Beck）談風險社會時講的風險理性。風險理性是開放透明、重視溝通，需要允許大家一起參與、討論，免除專業加官僚體制的可怕後果。專業之外，也要靠民間的其他團體，像NGO就是重要的社會支持力量，當政府不夠快時，還有其他團體補上。
延伸閱讀
針對2003年衝擊台灣的SARS事件，丁仁傑曾以兩篇專文進行探討：〈瘟疫、現代性、與社會身體的轉化：臺灣SARS疫情中的宗教論述，上／下〉（2003）、〈捍衛社會身體：臺灣SARS疫情中的災難治理及其宗教論述〉（2003）。
丁仁傑在前一篇分析「瘟疫作為內在性事件的意涵」：「我當時在道場，看大家的表達、情緒，就能看到瘟疫不只是外在的事件，還是內在性的事件。這些人怎麼去理解歷史上發生的大事？這個內在性事件是什麼？內在跟超自然的關係是什麼？我這篇文章想表達：這個社會看起來很世俗化，很分化，而有些人憂心於社會的世俗化，認為還是需要有個道統。」
後一篇則在討論台灣SARS事件中的四種常見論述，它們對於災難及其成因，各有不同的認知與因應方式。丁仁傑對此補充：「這篇要講的是，市民社會如何在媒介形式中達成？不同宗教團體透過媒介，創造出公民參與的形式。看起來他們只是在報紙寫文章，但這是團體在災難中參與社會的方式，不同位置的團體會有不同的論述方式。」
【書評】《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污名、隱喻與觀看自身之苦
【初苗專欄】當代宗教轉向與存在焦慮 重新組織「信仰」的現場
相關文獻
- 丁仁傑、 楊欽堯，2003，〈瘟疫、現代性、與社會身體的轉化：臺灣SARS疫情中的宗教論述〉上、下，《當代》193(9月號): 76-91、《當代》194(10月號): 62-80。
- 丁仁傑，2003，〈捍衛社會身體：台灣SARS疫情中的災難治理及其宗教論述〉。《思與言》41(4): 1-70。
採訪、編輯：游家權
核稿：王瑀
攝影：余冠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