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丁仁傑:
武漢肺炎迫使我們反思「存在焦慮」與「樂觀的全球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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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中國武漢爆發COVID-19(亦稱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病毒疫情,截至今年5月3日,全球已超過340萬人確診,疫情更強烈衝擊各國的經濟、醫療與生活型態等方面。

本次中心專訪擅長宗教社會學、做過諸多台灣宗教組織研究的中研院民族所丁仁傑研究員,以下他將對2003年SARS疫情和本次疫情進行社會學分析。

請問SARS事件跟這次的疫情有哪些不同?

上次是政府一團慌亂,這次政府比較是「自由集體主義」(Liberal collectivism),它雖然自由,可是是集體主義、國家一把抓的,控制得很嚴。還有一點很重要,SARS是局部的,集中在亞洲。這次是全球性的,全球都在禁絕集體活動。而在公共上,這次就比較沒有看到宗教團體那麼大的發聲(例如:登報呼籲)。公共領域的形式改變了,有好有壞。現在以電視和網路為媒介的形式,好像更利於我們去建立主體性,較能夠傳達:「作為一個市民,我是怎麼想」。

這波疫情所引發的公共論述中,您有看到什麼有意思的發展嗎?

宗教團體的論述基本上是一樣,比較不一樣的是,2003年民進黨剛執政,是政權轉移的時候,比較像道統的國民黨倒了,造成一些宗教團體的道統憂慮感。這次已經經過兩次輪替,那種政治牽動道德、道統的憂慮感比較少

災難過後,需要重新思考人的存在焦慮。這次疫情下,蠻多大型宗教活動取消,您怎麼看這個情況?

有些大型宗教集會被壓抑,加上媒介形式的改變,將來會反彈回來。這個疫情的衝擊有兩波,一個是人跟人互動的形式,第二是國家跟社會的關係。疫情過後,可以觀察社區意識和心靈上的重建,因為人的存在處境整個改變了,而這個改變不是國家提供論述就可以解決的,要回歸到倫理或宗教上的論述,那時候宗教可能又會強起來。

災難過後,人與宗教的關係會如何變化?

以人的意識來講,宗教會變成根本上重要的事情。大家可能覺得宗教好像有點消退、世俗化了,可是經過這種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說的「性命攸關的時刻」(fateful moment)和「本體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被影響,原本規律的生活被打亂了。我們以為人類克服了鼠疫、流行性感冒,結果它們隨時會回來。所以我們生存的終極還是家庭跟社區,這背後很重要的基礎是宗教的觀念。我們需要重新去思考人的存在焦慮,對一般人來說──如果不是哲學家,很多就是透過宗教團體。民間信仰沒辦法建立很好的論述,所以很多宗教團體會回過頭來建構這個論述。然後經過這個事件,人跟宗教團體的連結會更強。但人們會找出變通的形式,不見得是大型聚會。

樂觀的全球資本主義踢到鐵板,政府需要找回wise與big

SARS的經驗是否有對這次疫情的災難治理產生影響?

這次更全面,而且拖比較久,但從應變來說,大家比較有經驗。另一個問題是「風險撕裂」,就是如果沒有風險意識,問題來的時候會造成社會的撕裂。這兩次有個很明顯的差別是,像SARS時期,有位病患被媒體大量報導,他出院時還開記者會跟大家道歉,這就是風險撕裂──風險造成那些人被汙名化,整個社會就更焦慮、撕裂。這次就控管得比較好,風險意識也比較強,接下來就會發展出風險理性。SARS的苦難讓我們有一些啟示,這次的苦難也會帶來一些啟示。

您會如何以宗教社會學分析本次疫情的影響?

基本上,全球化踢到鐵板,過去這種樂觀的全球化和全球性資本主義都需要修正。即使人類再強,瘟疫也能再把人拉回本體論上的問題,像是人跟人的關係、人跟自然的關係,全部要重新調整,也打碎了我們過去對資本主義的想像和運作方式。碰到瘟疫,人會看到自己的極限,這個極限就是現代社會被挑戰到,所以會去重新建構人的本體論問題。這種改變是,現在有這麼多理性、科學的工具,我們還是得回歸到人最後、最基本的東西:家庭、社區、宗教。另外,像是美國和歐洲的福利制度、醫療體系,也要全盤重新思考。

疫情讓人心惶惶,您怎麼看待這種隨災難而來的集體焦慮?政府、民間團體和人民能如何因應?

將來政府要改變。這次專業官員的位置非常重要。但像中國不太讓專家講話,自由主義的歐美國家這次做得也沒有比較好,川普一直跟專業對抗,但他很有民意基礎。所以問題是,要怎樣讓專業政治回來?將來政府有兩個東西需要因應瘟疫作調整,一個是wise,一個是big。wise是相信專業,big是政府權力還是要夠──像之後歐洲的政府權力可能要收回來。

但過於相信專業會不會也有反效果?

所以需要加一個東西,是貝克(Ulrich Beck)談風險社會時講的風險理性風險理性是開放透明、重視溝通,需要允許大家一起參與、討論,免除專業加官僚體制的可怕後果。專業之外,也要靠民間的其他團體,像NGO就是重要的社會支持力量,當政府不夠快時,還有其他團體補上。

延伸閱讀

針對2003年衝擊台灣的SARS事件,丁仁傑曾以兩篇專文進行探討:〈瘟疫、現代性、與社會身體的轉化:臺灣SARS疫情中的宗教論述,〉(2003)、〈捍衛社會身體:臺灣SARS疫情中的災難治理及其宗教論述〉(2003)。

丁仁傑在前一篇分析「瘟疫作為內在性事件的意涵」:「我當時在道場,看大家的表達、情緒,就能看到瘟疫不只是外在的事件,還是內在性的事件。這些人怎麼去理解歷史上發生的大事?這個內在性事件是什麼?內在跟超自然的關係是什麼?我這篇文章想表達:這個社會看起來很世俗化,很分化,而有些人憂心於社會的世俗化,認為還是需要有個道統。」

後一篇則在討論台灣SARS事件中的四種常見論述,它們對於災難及其成因,各有不同的認知與因應方式。丁仁傑對此補充:「這篇要講的是,市民社會如何在媒介形式中達成?不同宗教團體透過媒介,創造出公民參與的形式。看起來他們只是在報紙寫文章,但這是團體在災難中參與社會的方式,不同位置的團體會有不同的論述方式。」

相關文獻

  1. 丁仁傑、 楊欽堯,2003,〈瘟疫、現代性、與社會身體的轉化:臺灣SARS疫情中的宗教論述〉上、下,《當代》193(9月號): 76-91、《當代》194(10月號): 62-80。
  2. 丁仁傑,2003,〈捍衛社會身體:台灣SARS疫情中的災難治理及其宗教論述〉。《思與言》41(4): 1-70。

編輯:游家權
核稿:王瑀
攝影:余冠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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