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日抗戰」的記憶到《台北大空襲》桌遊和「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到講述白色恐怖的遊戲與電影《返校》，從「吳鳳的故事」到電影《賽德克巴萊》，台灣近幾年無論是對在歷史教育或是流行文化之中，對過去的認識都有許多翻轉或補充，更讓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清楚地浮現。

如果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往，但「過去」安穩地等待我們挖掘嗎？記憶與紀錄之間是否會有所衝突？透過「物」的記憶能更多元地看見「人」嗎？歷史記憶與暴力之間有什麼關聯？

這些問題不僅是學術上饒富啟發性的切入點，也與在這個社會中共同生存的人們有著關聯，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19年下半年度，舉辦了四場以【歷史記憶】為主題的小型講座，分別從記憶政治、口述史、物的生命史與文化記憶等不同角度切入，現場的交流頗為踴躍，參與者亦跨越不同領域，充分反映「歷史記憶」的多元性。我們預計將這幾場講座的內容轉為文字報導，透過記憶與紀錄設法重現現場，不只是學術上的刺激，也試圖成為這個時代反思過去的一片記憶拼圖。

為此我們首先邀請到規劃此系列講座的政大歷史系副教授、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成員藍適齊老師，對「歷史記憶」研究做綜覽性介紹，並簡介歷史記憶如何在台灣、東亞社會找出歷史的缺口、填補多元的記憶。

「歷史記憶研究興起的脈絡為何？又為何重要？」

藍： 傳統觀點的歷史學是要求過去的真；但晚近學者意識到，我們不能像當事人回到歷史現場，作為歷史學者永遠只能根據看到的資料記載，盡量貼近過去。另一方面學者也發現，關於「過去發生了什麼」在不同時期或文獻中會變化。比如戰爭中的參與者紀載有出入，歷史學家該相信誰？學界因此開始對歷史記載採批判態度，意識到歷史記載會隨個人立場和主觀意識做出不同詮釋、進而透過文本傳播、成為特定群體的認識。

這一歷史編撰與傳播的過程並非如實呈現過去，是有選擇性地以歷史為基礎，添加情感、價值判斷與特定的政治目的。現在的我們能夠重新建構與認識的歷史，有一部分就是因為特定目的或詮釋，而造就群體對過去的某種認識，我們就把這稱之為「歷史記憶」。

晚近「歷史記憶」引起較多注意的原因與戰爭歷史有關，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對世界帶來重大影響，出於戰爭世代逐漸凋零的急迫感，1980年代興起對一戰倖存者的重視，出現「記憶熱潮」（Memory Boom），許多人投注精力保存見證者的記憶，而後延伸到二戰世代，因此晚近三十年，「歷史記憶」成為歷史研究中的重大課題。

「關於歷史記憶研究，常聽到個人記憶、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這幾個詞，這些概念有什麼關聯或區別？」

藍： 歷史記憶多半為個別作者或歷史學家所寫，其目的是希望讓有共同情感或身分認同的人，共享對過去歷史的認識，因此歷史記憶的研究範圍是社會性、群體性，有關特定歷史事件的記憶。個人過去的經歷也會留下記憶，但對歷史研究者而言，這屬於心理學或認知科學的範圍。

晚近流行的「集體記憶」，我則抱持比較批判性的理解。因為歷史記憶會隨事件發生後的需要有不同的詮釋與改變，因此它始終是流動變化的。比如台灣的韓戰記憶，1950年代政府需要鼓舞反共士氣，來到台灣的韓戰戰俘，被叫做「反共義士」來說服群眾。但到了1980、90年代，台灣已經跟中共恢復交流，「反共義士」的歷史沒有重要性，而被歷史記憶忽略、放下，最初紀念他們來台灣的「一二三自由日」，到了2000年後成了許多爭取自由與權益的象徵性節日，意義完全不同。

由此可見，歷史記憶反映的是當下的人，基於當前的需要，對過去歷史的詮釋，並進而形塑特定的身份認同。基於歷史記憶的流動性，我認為是記憶造就了身分認同，而不是特定身分就一定有什麼記憶。媒體或流行論述中談到「集體記憶」，往往忽略了「集體」隨著記憶變化的動態性。

「傳統歷史學探討歷史改變的原因、特定事件為何發生，『記憶研究』的興起對傳統歷史學的研究模式有帶來什麼影響嗎？」

藍： 歷史記憶研究與一般歷史研究在方法上，一樣要做嚴謹的資料比對、釐清前因後果。但是研究的對象有別，歷史研究著重發生在某一時刻的歷史事件，而歷史記憶則延伸到事件對後來的影響，比如分別在中國與台灣，對韓戰的記憶有改變或維持原貌？誰、透過什麼方式維持或改變這些記憶？。比如台灣的二戰記憶，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談到二次大戰都稱為「抗戰」，但是當時住在台灣經歷過二次大戰的人，由於屬日本殖民，無論意願如何，不但沒有抗戰反而是被對抗的對象。不過在戰後的數十年之間，臺灣社會對二戰的認識幾乎都只有「抗戰」，而忽略了不同的戰爭經驗。從這裡，歷史記憶研究就能反映出台灣的二戰記憶受到歷史觀點的影響。

同時，兩者的素材也有所不同，歷史研究的基礎限於文字紀錄，無論是文件、官方記載或報紙。但歷史記憶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題材，從歌曲、紀念碑到空間、乃至於紀念活動，都能觀察到歷史記憶變化的痕跡。

更重要的是，歷史記憶研究能夠提醒我們，歷史詮釋的變動性；透過不斷挑戰與擾動過去穩定的歷史認識，發現被忽略的面向與角色，以東亞為例，現在熟悉的「慰安婦」在1990年代之前的歷史論述中幾乎不存在，是因為九零年代後南韓、台灣的社運人士的關注，他們的故事才重新被放回到歷史敘述中；這些平凡小人物的浮現，使得歷史更完整，也可能讓我們發現當權者對歷史記憶的操縱和扭曲，著重記憶與認同變化所帶來的批判性，能讓我們有意識地不只是跟著國家去認識歷史。

「『歷史記憶』研究這樣具批判性與補充性的研究取徑，對台灣史研究有什麼影響？台灣的「歷史記憶」研究有什麼特別之處？」

藍：現代的國族史觀點容易讓我們以國別斷然劃分、排除特定課題。但以歷史記憶角度看台灣史，會發現台灣複雜的歷史背景、多元身分認同與歷史認識，而有可能跳脫「台灣史是中國史一部分VS.台灣史是國族史」的爭論；不只是為了建構台灣，而是能在歷史記憶的缺口中開創新課題。

比如我對東亞「共同編寫教科書」運動的關注，該運動在日本、南韓和中國有許多學者與社運人士合作推動，歐洲國家已有先例，如曾為敵國的德國與波蘭的合作。這樣一個對歷史記憶極為重要的課題，台灣被迫缺席，是我對台灣歷史記憶研究產生興趣的其中一個觸發點。並衍生對台灣二戰記憶的研究興趣，如剛才提到「二戰」還是「抗戰」的爭論；台灣因為不同戰爭經驗形塑的不同記憶，形成多元、甚至互爲衝突的身分認同，但這些差異與爭論正是歷史活潑之處，也是台灣獨特貢獻之處。

「您對歷史記憶的研究就是由此開始的嗎？」

藍：我對歷史記憶的興趣其實是在新加坡工作時萌生的，正逢二次大戰結束將滿六十年，由於二次大戰被認爲是新加坡重要的歷史轉捩點，當地舉辦盛大的學術研討會。同事邀請我參與，在討論過程中，他提到：「台灣人在二戰當中很壞」。這讓我頗為驚訝，就我的認知，台灣人既沒有主動侵略，對戰爭的參與也有被迫的成分，怎麼會是壞人的角色？同事的理由是，當時在東南亞的台灣人為日軍服務，而導致了這樣的印象。

這讓我驚訝地發現自己歷史記憶的缺口，我自己從來不知道台灣人在二戰中被動員的情況，尤其是在東南亞的情況，對台灣史認識的淺薄，恰恰突顯歷史認識的穩定不變只是一種迷思、更凸顯了台灣史受到教科書簡化的嚴重情況。從這樣的記憶裂縫，開始了我對二戰的歷史和歷史記憶的興趣，逐漸發現多元的參與者對二戰的詮釋差異，這也是歷史記憶發揮作用之處。

「無論是戰前移民到東南亞，或是戰時被動員在軍隊裡服務，台灣人跟當地華人社群的關係如何？」

藍：從歷史現場來看，到東南亞各地的台灣人，其實原來跟當地的華人關係良好，因為彼此的原鄉是相同，語言相通、文化相近。台灣人本來是當地華人與日本人的橋樑；但因為戰爭中日本對當地帶來的傷害，後來的歷史記憶遺忘了曾經友好的關係。複雜的是，二戰結束後，台灣變成中華民國，又跟當地華人建立了另一種聯繫。

「這些海外和戰爭經驗，後來有影響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嗎？」

藍：台灣社會大眾在二戰爭結束後學到的戰爭史，其實都是關於中國的二戰歷史，所謂的「抗戰」史。一直到1990年代後期，隨著口述史和學者研究，史學界才慢慢開始關注1945年以前就住在台灣的人們以及日本統治下的二戰歷史。直到今日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中，這一塊仍很單薄，我這個世代，在課本裡面從來沒有念過關於台籍日本兵的歷史，對台灣的戰爭記憶仍然有缺口。

從歷史記憶可以看到台灣的身分認同仍有很大的變動，我們還慢慢在建構、擴充我們的歷史記憶。晚近頻繁地跟學界朋友討論「記憶倫理」的問題，其中一個面向就是怎麼處理對立的歷史記憶及身分認同，這與近來受到重視與討論的轉型正義和我們如何邁向和平共處的「共同體」都有密切的關係。台灣不同的二戰記憶對身分認同，至今仍有一種對立的影響，但我認為正是在彼此爭論中，才有機會真正發現也接受彼此的差異，不同群體透過更豐富的歷史記憶，願意認識歷史的多元樣貌、鬆動身分認同的穩固邊界，這也是本次系列講座希望推廣「歷史記憶」這個概念的初衷。

「歷史記憶研究似乎可以打破過於僵化的認同，讓個人可以對自己的文化與身分有多元的理解，這跟『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有什麼關聯？」

藍：我們中心所提倡的「華人文化主體性」，其實就是多元、複數的主體性，這次安排的講座多是台灣的例子，而台灣較為多元、複雜的歷史，其實正好能夠呼應我們希望看到華人文化主體性多元而複雜的面向。又因為台灣跟中國、東南亞的華人之間的互動與聯繫，以及其他東亞社會的關係，使得許多跨國、跨文化的經驗匯集於此，而這些聯繫與互動的歷史記憶仍有許多尚待挖掘。以台灣為立足點的歷史記憶研究中能幫助我們探討這些連結。

「在這些研究中是否也反映了華人多元的時間意識？ 」

藍：有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傳統的朝代更替，因此華人社會的時間觀是週期性的；一種普世時間觀則認為，歷史是線性演進，會不斷會進步。這些觀念如今是否還有解釋力，都應該被重新檢視。我的觀察方向是，不同地方的華人（至少以台灣為例）建構戰爭記憶的過程，怎麼建構身分認同；因為無論我們有怎麼樣的時間意識，我們都會以對自身身分和歷史理解重要的事件或變化為標記點。那麼，對社會來說有重大影響的戰爭這一類事件，是否被作為重要的標記？又如何被界定？而可能反映時間意識著重點的「戰爭」這個標記，在不同的華人社會當中（包括東南亞）又扮演了何種不同的角色？就我目前的觀察，無論是東南亞與台灣，由於跟國家的緊張關係，家庭在戰爭記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未來設法要更系統性統合的方向。

延伸閱讀

1. 〈紀念是一種與遺忘的對抗：把「平民」放回戰爭記憶中，開始台灣的「歷史和解」〉
2. 〈克里歐：歷史在西方是否已變成一個記憶所繫之處？〉

採訪、編輯：劉達寬
攝影：余冠樺
核稿：王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