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缺口用多元填補—
藍適齊談台灣歷史記憶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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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日抗戰」的記憶到《台北大空襲》桌遊和「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到講述白色恐怖的遊戲與電影《返校》,從「吳鳳的故事」到電影《賽德克巴萊》,台灣近幾年無論是對在歷史教育或是流行文化之中,對過去的認識都有許多翻轉或補充,更讓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清楚地浮現。

如果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往,但「過去」安穩地等待我們挖掘嗎?記憶與紀錄之間是否會有所衝突?透過「物」的記憶能更多元地看見「人」嗎?歷史記憶與暴力之間有什麼關聯?

這些問題不僅是學術上饒富啟發性的切入點,也與在這個社會中共同生存的人們有著關聯,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19年下半年度,舉辦了四場以【歷史記憶】為主題的小型講座,分別從記憶政治、口述史、物的生命史與文化記憶等不同角度切入,現場的交流頗為踴躍,參與者亦跨越不同領域,充分反映「歷史記憶」的多元性。我們預計將這幾場講座的內容轉為文字報導,透過記憶與紀錄設法重現現場,不只是學術上的刺激,也試圖成為這個時代反思過去的一片記憶拼圖。

為此我們首先邀請到規劃此系列講座的政大歷史系副教授、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成員藍適齊老師,對「歷史記憶」研究做綜覽性介紹,並簡介歷史記憶如何在台灣、東亞社會找出歷史的缺口、填補多元的記憶。

適齊老師

問:「在講座中不約而同地有老師談到歷史記憶研究興起的過程,不過對於非歷史專業者大概還不太了解,可以大略為我們介紹歷史記憶研究的演變脈絡及其重要性?

傳統觀點的歷史學是要求過去的真;但晚近學者意識到,我們不能像當事人回到歷史現場,作為歷史學者永遠只能根據看到的資料記載,盡量貼近過去。另一方面學者也發現,關於「過去發生了什麼」在不同時期或文獻中會變化。比如戰爭中的參與者紀載有出入,歷史學家該相信誰?學界因此開始對歷史記載採批判態度,意識到歷史記載會隨個人立場和主觀意識做出不同詮釋、進而透過文本傳播、成為特定群體的認識。

這一歷史編撰與傳播的過程並非如實呈現過去,是有選擇性地以歷史為基礎,添加情感、價值判斷與特定的政治目的。現在的我們能夠重新建構與認識的歷史,有一部分就是因為特定目的或詮釋,而造就群體對過去的某種認識,我們就把這稱之為「歷史記憶」。

晚近「歷史記憶」引起較多注意的原因與戰爭歷史有關,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對世界帶來重大影響,出於戰爭世代逐漸凋零的急迫感,1980年代興起對一戰倖存者的重視,出現「記憶熱潮」(Memory Boom),許多人投注精力保存見證者的記憶,而後延伸到二戰世代,因此晚近三十年,「歷史記憶」成為歷史研究中的重大課題。

歐洲受害者猶太紀念館,德國柏林
photo credit

問:「關於歷史記憶的研究,常聽到個人記憶、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這幾個詞,這些概念有什麼關聯或區別?

歷史記憶多半為個別作者或歷史學家所寫,其目的是希望讓有共同情感或身分認同的人,共享對過去歷史的認識,因此歷史記憶的研究範圍是社會性、群體性,有關特定歷史事件的記憶。個人過去的經歷也會留下記憶,但對歷史研究者而言,這屬於心理學或認知科學的範圍。

晚近流行的「集體記憶」,我則抱持比較批判性的理解。因為歷史記憶會隨事件發生後的需要有不同的詮釋與改變,因此它始終是流動變化的。比如台灣的韓戰記憶,1950年代政府需要鼓舞反共士氣,來到台灣的韓戰戰俘,被叫做「反共義士」來說服群眾。但到了1980、90年代,台灣已經跟中共恢復交流,「反共義士」的歷史沒有重要性,而被歷史記憶忽略、放下,最初紀念他們來台灣的「一二三自由日」,到了2000年後成了許多爭取自由與權益的象徵性節日,意義完全不同。

中華郵政1955年發行的「反共義士」郵票
photo credit

由此可見,歷史記憶反映的是當下的人,基於當前的需要,對過去歷史的詮釋,並進而形塑特定的身份認同。基於歷史記憶的流動性,我認為是記憶造就了身分認同,而不是特定身分就一定有什麼記憶。媒體或流行論述中談到「集體記憶」,往往忽略了「集體」隨著記憶變化的動態性。

問:「傳統歷史學探討歷史改變的原因、特定事件為何會發生,那「記憶研究」的興起,對傳統歷史學的研究模式,有帶來什麼影響嗎?

:歷史記憶研究與一般歷史研究在方法上,一樣要做嚴謹的資料比對、釐清前因後果。但是研究的對象有別,歷史研究著重發生在某一時刻的歷史事件,而歷史記憶則延伸到事件對後來的影響,比如分別在中國與台灣,對韓戰的記憶有改變或維持原貌?誰、透過什麼方式維持或改變這些記憶?。比如台灣的二戰記憶,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談到二次大戰都稱為「抗戰」,但是當時住在台灣經歷過二次大戰的人,由於屬日本殖民,無論意願如何,不但沒有抗戰反而是被對抗的對象。不過在戰後的數十年之間,臺灣社會對二戰的認識幾乎都只有「抗戰」,而忽略了不同的戰爭經驗。從這裡,歷史記憶研究就能反映出台灣的二戰記憶受到歷史觀點的影響。

美軍航空隊攝,台灣總督府遭轟炸情況
photo credit

同時,兩者的素材也有所不同,歷史研究的基礎限於文字紀錄,無論是文件、官方記載或報紙。但歷史記憶擴大了歷史研究的題材,從歌曲、紀念碑到空間、乃至於紀念活動,都能觀察到歷史記憶變化的痕跡。

更重要的是,歷史記憶研究能夠提醒我們,歷史詮釋的變動性;透過不斷挑戰與擾動過去穩定的歷史認識,發現被忽略的面向與角色,以東亞為例,現在熟悉的「慰安婦」在1990年代之前的歷史論述中幾乎不存在,是因為九零年代後南韓、台灣的社運人士的關注,他們的故事才重新被放回到歷史敘述中;這些平凡小人物的浮現,使得歷史更完整,也可能讓我們發現當權者對歷史記憶的操縱和扭曲,著重記憶與認同變化所帶來的批判性,能讓我們有意識地不只是跟著國家去認識歷史

問:「這樣具有批判性與補充性的研究取徑,對台灣史有什麼影響?台灣的「歷史記憶」研究有什麼特別?

:現代的國族史觀點容易讓我們以國別斷然劃分、排除特定課題。但以歷史記憶角度看台灣史,會發現台灣複雜的歷史背景、多元身分認同與歷史認識,而有可能跳脫「台灣史是中國史一部分VS.台灣史是國族史」的爭論;不只是為了建構台灣,而是能在歷史記憶的缺口中開創新課題。

比如我對東亞「共同編寫教科書」運動的關注,該運動在日本、南韓和中國有許多學者與社運人士合作推動,歐洲國家已有先例,如曾為敵國的德國與波蘭的合作。這樣一個對歷史記憶極為重要的課題,台灣被迫缺席,是我對台灣歷史記憶研究產生興趣的其中一個觸發點。並衍生對台灣二戰記憶的研究興趣,如剛才提到「二戰」還是「抗戰」的爭論;台灣因為不同戰爭經驗形塑的不同記憶,形成多元、甚至互爲衝突的身分認同,但這些差異與爭論正是歷史活潑之處,也是台灣獨特貢獻之處。

「您對歷史記憶的研究就是由此開始的嗎?

:我對歷史記憶的興趣其實是在新加坡工作時萌生的,正逢二次大戰結束將滿六十年,由於二次大戰被認爲是新加坡重要的歷史轉捩點,當地舉辦盛大的學術研討會。同事邀請我參與,在討論過程中,他提到:「台灣人在二戰當中很壞」。這讓我頗為驚訝,就我的認知,台灣人既沒有主動侵略,對戰爭的參與也有被迫的成分,怎麼會是壞人的角色?同事的理由是,當時在東南亞的台灣人為日軍服務,而導致了這樣的印象。

二戰結束時,新加坡華人拿中華民國國旗慶祝
photo credit

這讓我驚訝地發現自己歷史記憶的缺口,我自己從來不知道台灣人在二戰中被動員的情況,尤其是在東南亞的情況,對台灣史認識的淺薄,恰恰突顯歷史認識的穩定不變只是一種迷思、更凸顯了台灣史受到教科書簡化的嚴重情況。從這樣的記憶裂縫,開始了我對二戰的歷史和歷史記憶的興趣,逐漸發現多元的參與者對二戰的詮釋差異,這也是歷史記憶發揮作用之處。

問:「無論是戰前移民到東南亞,或是戰時被動員在軍隊裡服務,台灣人跟當地華人社群的關係如何?

:從歷史現場來看,到東南亞各地的台灣人,其實原來跟當地的華人關係良好,因為彼此的原鄉是相同,語言相通、文化相近。台灣人本來是當地華人與日本人的橋樑;但因為戰爭中日本對當地帶來的傷害,後來的歷史記憶遺忘了曾經友好的關係。複雜的是,二戰結束後,台灣變成中華民國,又跟當地華人建立了另一種聯繫

問:「這些海外和戰爭經驗,後來有影響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嗎?

:台灣社會大眾在二戰爭結束後學到的戰爭史,其實都是關於中國的二戰歷史,所謂的「抗戰」史。一直到1990年代後期,隨著口述史和學者研究,史學界才慢慢開始關注1945年以前就住在台灣的人們以及日本統治下的二戰歷史。直到今日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中,這一塊仍很單薄,我這個世代,在課本裡面從來沒有念過關於台籍日本兵的歷史,對台灣的戰爭記憶仍然有缺口。

年輕的台灣青年被日本政府徵召
photo credit

從歷史記憶可以看到台灣的身分認同仍有很大的變動,我們還慢慢在建構、擴充我們的歷史記憶。晚近頻繁地跟學界朋友討論「記憶倫理」的問題,其中一個面向就是怎麼處理對立的歷史記憶及身分認同,這與近來受到重視與討論的轉型正義和我們如何邁向和平共處的「共同體」都有密切的關係。台灣不同的二戰記憶對身分認同,至今仍有一種對立的影響,但我認為正是在彼此爭論中,才有機會真正發現也接受彼此的差異,不同群體透過更豐富的歷史記憶,願意認識歷史的多元樣貌、鬆動身分認同的穩固邊界,這也是本次系列講座希望推廣「歷史記憶」這個概念的初衷。

問:「所以歷史記憶研究似乎也可能打破過於僵化的認同,而且讓個人可以對自己的文化與身分有多元的理解,這跟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的宗旨似乎也有關聯?

答:我們中心所提倡的「華人文化主體性」,其實就是多元、複數的主體性,這次安排的講座多是台灣的例子,而台灣較為多元、複雜的歷史,其實正好能夠呼應我們希望看到華人文化主體性多元而複雜的面向。又因為台灣跟中國、東南亞的華人之間的互動與聯繫,以及其他東亞社會的關係,使得許多跨國、跨文化的經驗匯集於此,而這些聯繫與互動的歷史記憶仍有許多尚待挖掘。以台灣為立足點的歷史記憶研究中能幫助我們探討這些連結。

問:「在這些研究中是否也反映了華人多元的時間意識? 」

:有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傳統的朝代更替,因此華人社會的時間觀是週期性的;一種普世時間觀則認為,歷史是線性演進,會不斷會進步。這些觀念如今是否還有解釋力,都應該被重新檢視。我的觀察方向是,不同地方的華人(至少以台灣為例)建構戰爭記憶的過程,怎麼建構身分認同;因為無論我們有怎麼樣的時間意識,我們都會以對自身身分和歷史理解重要的事件或變化為標記點。那麼,對社會來說有重大影響的戰爭這一類事件,是否被作為重要的標記?又如何被界定?而可能反映時間意識著重點的「戰爭」這個標記,在不同的華人社會當中(包括東南亞)又扮演了何種不同的角色?就我目前的觀察,無論是東南亞與台灣,由於跟國家的緊張關係,家庭在戰爭記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未來設法要更系統性統合的方向。

延伸閱讀

  1. 〈紀念是一種與遺忘的對抗:把「平民」放回戰爭記憶中,開始台灣的「歷史和解」〉
  2. 〈克里歐:歷史在西方是否已變成一個記憶所繫之處?〉

採訪編輯:劉達寬
攝影:余冠樺
核稿:王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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