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初的一個午後，我們與楊儒賓老師相約在清華大學，為楊老師的出版計劃進行採訪，該出版計畫將包含兩冊，內容包括：晚明與現代性、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1949、台灣的民主工程與儒家的關係。第一冊為《晚明與現代性》（暫訂），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策劃，預計由政大出版社出版（註）。
伴隨著2019年香港「反送中」事件，以及今年上半年的covid-19肺炎疫情，台灣本土興起了強烈的「反中」意識，在此氛圍下，「儒家與當代中國」這樣的主題自然無法自限於狹義的學術性討論，而是更有著介入公共論述的關懷。實際上，早在2015年，台灣甫經太陽花學運洗禮的隔年，楊儒賓就以逆反潮流的姿態，從學術界「突圍」，推出了書名引發討論的新書《1949禮讚》——太陽花學運後台灣的本土意識高漲，而國民黨政府遷台的1949年，在許多人眼中正代表著台灣主體性遭受戕害的歷史原罪。對於這個充滿屠殺與恐怖記憶的1949，楊儒賓為何竟提出了「禮讚」的呼籲呢？
文：李雨鍾（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後研究員）
從兩邊不討好的《1949禮讚》突圍
「在1949年之前，台灣本土固然也有過許多優秀的文學、藝術成果，但畢竟還不是世界級的，而1949年後來到台灣的那些學者，像是胡適之、錢賓四這樣的，哪一個不是當時世界頂尖的學者、知識分子啊！」
楊儒賓在訪談中不禁發出感嘆，而類似的話在《1949禮讚》中也屢屢出現。實際上《1949禮讚》的核心宗旨可以說正反映在書中的這段話裡：「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各有他們的1949，1949之於新中國，主要是政治的意義；1949之於新台灣，則是文化的意義。」[1]在楊儒賓看來，相較於從政治（災難）的角度來看待1949，從文化的角度，可以看到更為深層的結構性意義。雖然他並未避諱談及1949所帶來的災難與創傷，但他更想要提醒我們去關注這伴隨著災難而來的重大文化機緣。
楊儒賓固然苦口婆心、反覆陳說，但在本土派的眼中恐怕未必討好，尤其是其中對台灣本土文化成就的評價，實在不免會讓許多人皺眉。正如一些評論所指出的，楊儒賓的評價背後是否預設著從中國文化場域出發的標準呢？而如果1949年國民黨政府沒有來台，再多給台灣知識分子一些時間，難道本土文化就不可能在東亞文化圈扮演重要角色嗎？[2]這樣的批評並不容易回應，尤其是當我們身處台灣來進行討論，則對於1949這一節點的歷史功過，更需要訴諸廣大台灣人民的記憶與感知。不過楊儒賓如今更將1949與四百年前的明鄭王朝進行隔空搭連，將原本單一節點上的局部攻防提升到更為廣闊的歷史時空之中，由此是否有望突破1949之困呢？
連結晚明與五四的中國現代性
楊儒賓企圖以《1949禮讚》介入公共討論，暫不論觀點允當與否，其精神已是可佩。在訪談的過程中，當1949與明鄭王朝之間的關聯被漸次搭建出來，他看似孤立的公共論述與其專業學術研究之間的隱秘連結，亦冉冉浮現。
這中間有兩個層次。首先是歷史偶然性，明鄭王朝與1949的國民黨政府雖然相隔近四百年，卻同樣是從中國大陸敗退到台灣的政權，為台灣輸入了大批漢人移民。不過這樣的歷史偶然雖稍稍為1949之爭帶來了時間縱深上的支援，卻似乎仍顯單薄，更關鍵的是，與這一歷史偶然對應的是另一個文化內在性的層次。這個層次將明鄭連接上晚明思潮，又將1949連接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楊儒賓強調晚明文學中有一種朝向情慾解放的趨勢，這正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相互呼應，兩者同樣展現出某種內在於中國文化而又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現代性因素。可惜晚明與五四所展現出來的這種可貴發展，都在中國本土被政治力量打斷，不得不遷移到台灣以延續火種。
這樣的想法乍聽起來頗為浪漫，背後卻蘊含著楊儒賓嚴肅而獨特的見解。例如，楊儒賓認為僅僅從西方啟蒙思想的傳入來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並不充分，他甚至表示西方對個體情感的重視還「不夠偉大」，如果我們不將五四與晚明連接起來看待，就很容易忽視前者原本還具有回歸土地、回到鄉村的根源性追求，而正是由於這一更貼近中國本土的面向在歷史進程中被人們忽視，才使得五四的理念後來被唯物史觀所取代，進而讓中國走向另一種命運。
楊儒賓坦言，他對於中國現代性的思考受到日本學界的很大影響，遠至早期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近至島田虔次、溝口雄三對中國近世思維的考察，都促使他不斷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思考中國文化與當代政治的歷史命運。因此，當那串聯起晚明與1949的歷史線索，被放置在中國文化自身發展出的獨特現代性上來思考，則1949為台灣帶來的「中華民國」，被楊儒賓視作一種寶貴的理念，不應輕易放棄。
作為一種「理念」的「中華民國」，在歷經明鄭與1949這二度否定與挫敗的辯證中，揚棄出了豐富的文化生命力；而在這歷史進程中的階段性挫敗或災難，也如楊儒賓所言，是為「天假其私而濟其公」，是歷史弔詭地以政治苦難來成就某種文化價值，因此不能輕易片面地妄下斷言。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晚明還是五四所發展出來的另類現代性，最終都遭受壓制，被從原生大陸排除出去，遷移到台灣才得以延續。如果這曾二度重蹈的現象並非偶然，那麼我們就需要去追問，無論是中國內在現代性還是「中華民國」理念，是否本就與其母體土地處在某種緊張關係之中？實際上，在楊儒賓對「中華民國」的界定中，已然包含著答案。
自我批判還是本土化：歷史宿命的追問
楊儒賓在《儒門內的莊子》一書中對自己的莊學研究的定位，也呈現出與上述「晚明—五四」架構之間的有趣呼應。楊儒賓宣稱，該書實際上是有意要銜接晚明的方以智、王夫之為代表的第二波莊學運動，以及二十世紀以降在西潮衝擊下的第三波莊學運動。[3]這種旨在銜接晚明與現代的莊學研究，恰與連通「晚明—五四」的現代性理念相應。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認知中，莊子屬於道家，乃是儒家的尖銳批判者，那麼所謂「儒門內的莊子」，是否正意味著一個自我內部的批判性、反叛性因素呢？楊儒賓強調「中華民國」本就扮演著一種批判性的角色，能夠挑戰其母體文化內部不合理的成分。或許正是這種批判性導致它遭受其母體文化的排斥，而台灣二度接納、延續此種理念的意義也就顯得更為重大。
不過遷移後的理念若要活生生地存在下去，而不淪為陳年故紙堆中的遺跡，則必然要遭遇到「在地化」的問題。楊儒賓明確表示，他當然贊同「中華民國」理念的「在地化」，並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1949禮讚》一書亦屢屢論及1949後中華民國—台灣的一體化，如何推動了所謂「新漢華文化」的形成。
楊儒賓的關懷更在一個頗為宏大的文化時空中開展，他強調我們不應停留在明鄭王朝、1949遷台的具體政治事件層次，而是應當關注其背後更為深層的漢文化、乃至東亞文化版圖的位移。這樣宏大的關懷背後，無疑帶有強烈的歷史宿命感與使命感，若與吳叡人在論述台灣主權獨立時，所說的那種由生於台灣之偶然轉為別無選擇之必然相對照，則頗有一種異質交錯的奇特對照感。[4]
在兩岸形勢雲譎波詭的當下，楊儒賓看似孤獨的身影，不失為一種深具歷史底蘊的聲音。有朝一日，若雲開霧散，回首滄桑，則楊儒賓的思考與言說，仍會是台灣文化史上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一份見證。
專訪系列文章：
【專訪楊儒賓（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專訪楊儒賓（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 ：在文化與政治之間
【專訪楊儒賓（四）】儒學民主化在台灣：氣韻背後的政治共感
[1] 參見楊儒賓，《1949禮讚》。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頁32。 [2] 參見顏訥，〈納中華入臺灣的1949創傷癥候，與發明新臺灣的可能：讀《1949禮讚》〉，《文化研究》第22期，2016年春，頁243。 [3] 參見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頁454-460。 [4] 吳叡人從生在台灣這一偶然性出發，結合台灣所處的國際環境逐步推導出主權獨立的必然命運，參見吳叡人，〈人間的條件—論台灣獨立之必要〉，收於林秀幸，吳叡人主編，《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臺北：經濟民主連合，2020年，頁35-53。 註：楊儒賓教授於2018年底，應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之邀，以「儒家與當代中國」為題，發表五場講座，講題包括：「當代中國的黎明：資本主義萌芽或近代儒學的轉化」、「情歸何處：回到晚明的思考」、「明鄭亡後無中國：天下意識下的台灣」、「無明的野火：文學革命為何走向了革命文學」、「1949的民主建國論：兩種中國的道路」。 講座內容：政治大學華人文化講座／儒家與當代中國 漢學虛擬學院線上課程
攝影：余冠樺
編輯：林雅雯、劉達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