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2019年12月16-17日由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所舉辦「創傷與照顧」研習營，以回顧並透過與來自心理學、精神分析等多元領域的與會者對話，深化對「照顧」的討論，展開「照顧哲學」與「照顧主體性」視域。

以下為研習營第二天第一場次： ‘Political Violence, Trauma and The Ethics of Care’（政治暴力、創傷與照顧的倫理學）之討論內容，由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員彭仁郁主持，雷蒙·普安卡雷醫院小兒神經暨肌肉障礙科臨床心理師及巴黎笛卡兒大學心理學院講師 Nayla Debs 擔任主講人。

首先，Nayla Debs提到凱薩琳．瑪拉布（Catherine Malabou，文中以瑪拉布稱呼）在她的著作《新傷者》（The New Wounded）中，挑戰近百年的精神分析中以性和慾望作為出發點，用詮釋的角度瞭解創傷的方式。對瑪拉布來講，這種方式或許可以理解較早期的創傷與暴力的形式。但她認為，由於人類已經邁入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會產生新的暴力形式，這種新的暴力已經異於上個世紀──例如猶太人大屠殺、種族清洗、文化滅絕的暴力形式，當代所面臨的毀滅性，已經沒有辦法用精神分析既有的方法作為主要框架來理解。因此，Nayla Debs 要重新探討，

瑪拉布的論點是否正確？她也要重新檢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提出的創傷理論這個典範，在當代是否真的已經失效？

Debs 認為，佛洛伊德的創傷理論並沒有失效，只是瑪拉布在解釋其理論時，忽略了佛洛伊德最原初提出的創傷概念並不是單純的因果論理論，也不是「性的決定論」，佛洛伊德提出「誘惑理論」（Seduction Theory）時，確實提示了「性暴力造成創傷」，但最重要的重點反而不是「性侵」本身，而是當中有一個讓創傷產生的「結構」——

這個結構包括兩個重點：首先，創傷永遠不是在暴力的當下發生，而是發生在第二個時間點，也就是在一個後延的時間點中發生創傷，這個創傷並不是暴力事件本身，而是這個主體在移動到第二個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嚴重的事件時，主體內在產生的改變

例如進入青春期的個案——當個案回頭去看第一個時間點的事件時，第一個事件才產生了「暴力」跟「創傷」的性質。

所以，佛洛伊德創傷理論的重點是這個雙時間點／雙事件的結構。由此可知，佛洛伊德創傷理論的重點在於：決定的邏輯以及詮釋的邏輯。什麼是決定的邏輯？第一個事件如果沒有第二個事件，其實不會造成創傷的效應，它一定要有第二個事件——也就是說，要有前後兩個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的意義，其實是在第二個時間點的主體狀態中被決定的，那什麼是詮釋的邏輯？簡單地講，也就是主體對於事件的理解本身，才產生了創傷焦慮。所以同一事件，因時間移動所產生的不同理解也會讓焦慮產生，這種焦慮就有詮釋的邏輯在其中，也就是「後遺性」( deferred action)。

澄清這個結構之後，Debs談到「重複」（repetition），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Die Traumdeutung) 中提到，理論上我們的心靈裝置應該要符合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非常多的精神科醫師（當時精神科與神經科是同一科）發現，很多從戰場上回來的人，創傷反應是不斷作惡夢；但若根據享樂原則，理論上應該會讓這些人不再重複創傷場景，但這些人的夢卻不斷重複創傷場景。

佛洛伊德就在1920年的《超越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提出另一種角度去解釋我們的無意識（unconscious）為何不遵循享樂原則，他提出很重要的「死亡欲力」( death instincts)這個重要概念，所謂死亡欲力並不是指有一種衝動要去朝向死亡。

佛洛伊德以原生生物做為比喻，他認為在我們的心靈裝置中，可能有一個比享樂原則更高、更原始的防衛（defence）本能，若創傷是讓你的內在整個充滿張力，生物體會有一個更原始的欲力要把能量往外排除。這個往外排除的欲力，若是小規模的創傷，原生生物會試圖去修復細胞膜，但是，當細胞膜破滅到無法修復的狀況時，它會放棄最外層那個補不起來的細胞膜。而在我們心靈上表現的症狀就會是，以作惡夢或者自殘的方式呈現。

我們可以用那種失去歷史、失去意義的方式去看待重大創傷嗎？

然而，更嚴重的創傷是無意義──例如猶太人大屠殺，這種極度的暴力事件，你沒辦法賦予它任何意義，你若再賦予它意義，反而是一種不倫理的事情，像這樣的創傷，是沒辦法再找尋意義或者用決定的邏輯與詮釋的邏輯去看待。

這種創傷狀態像是腦傷一樣，創傷發生就發生了，它沒有意義，不用再用詮釋的模式去理解這個創傷，它不需要理解，它的主體已經徹底的變化了，它沒有意義也沒有歷史，它就是發生了。

瑪拉布以此翻轉佛洛伊德對創傷的解釋，她認為「事件本身」就是創傷的源頭，事件甚至創造了新的創傷主體，當這個事件本身讓新的主體開始，就無須再找創傷事件本身的意義——因為它本來就是無意義的——就不需要再問這個主體是否有內在衝突、主體的慾望又在哪裡，不需要再問這個問題，而是我們會看到以「腦傷」——所有當代的暴力事件所造成的創傷都有這個性質——做為理解當代暴力事件的典範：這個暴力就是發生了、在歷史的某個時間點上發生，扭轉了整個歷史的軌道，甚至將歷史從主體中逐出，這個主體不需要再去追尋意義是什麼，它可以在無意義中倖存下來。這是瑪拉布非常重要的論點。

從瑪拉布的論點重新去理解當代的暴力事件時，會發現所有內在與外在的界線，都已經被模糊掉，不需要再如佛洛伊德去探討內在與外在的連結，也不必再去問內在或外在的問題，或者是說，這個主體不再去追尋意義或者無意義所象徵的身份認同，這個主體基本上就是一個嶄新主體的出現，瑪拉布並不將此視為過去主體的死亡，而是視為嶄新主體的出現。

Debs 在此對瑪拉布的理論提出兩個質疑：首先，瑪拉布如果認為當代有一個新的象徵，當代主體面臨的是一個暴力形式的話，瑪拉布引述的這些暴力形式，難道我們過去都沒有經歷過嗎？難道過去這些暴力都沒有出現過嗎？難道只因為我們進入了一個後宗教時代（無神的時代），以致於我們在面臨這些暴力事件時，我們不再有意識地看待、以致於這個創傷用另外一種形式展現嗎？

第二個質疑是，若我們回到 PTSD（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這些症狀主要發生於越戰後歸來的軍人的身上，有一些研究發現，這些症狀並不是無意識性的、也不是去文化（deculturation）的，這些從越戰倖存歸來的退伍軍人，由於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展現不同的症狀；另外，從經驗性的資料來看，個人生涯中的特定事件，也能預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的症狀。有這兩方面來看，讓我們需要從瑪拉布的模式從新回頭來看佛洛伊德的模式，顯然我們不能只用那種失去歷史、失去意義的方式來看待這些創傷主體。

關懷／照顧的政治學作為對創傷的倫理回應

那麼要如何回應這樣的創傷呢？Debs認為關懷／照顧（care）是可能的答案，她特別點出關懷／照顧源自於女性主義哲學家對抽象的正義理論不滿的實際回應，出於對人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觀察、人相互倚賴的關係以及對特殊處境的特殊回應的需要。

Debs提到Joan Tronto對Carol Gilligan「關懷」意涵的延伸，關懷是我們與世界的一種關係，去維繫、修補並保存世界的永續。Tronto基於人的存在根本上就是脆弱的並且相互倚賴，我們既是倚賴於別人的，但也有能力行動，能夠照顧、承擔責任與施與協助，而特別注意到關懷的倫理向度，並將關懷延伸到人的任何場域中。因此，自我照顧與關懷他人緊密不分，面對當代的政治暴力創傷，Debs認為需要發展一種「生活方式」，政治與個人的場域是模糊的，政治不能只論抽象的公平正義，而必須考量到實際特殊處境中人的脆弱與彼此關照的可能性，透過這樣突顯「關係」的方式，同時關照政治難題與個人需要，一種「關懷／照顧的政治學」。

撰稿：張瓊瑜、曾雅麟
審閱：林淑芬
編輯：劉達寬
活動連結：創傷與照顧研習營
Cover photo by Marie Bellando-Mitjans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