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暴力創傷】:
透過口述歷史穿越社會的認同裂縫,修補被遺落的靈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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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19年舉辦「創傷與照顧:華人社會家庭脈絡下的思考」五場系列工作坊,邀請社工、心理師、護理師、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等實務工作者與人文學者對談,以「照顧」概念為核心,共同探討如何連接理論思考與實務經驗,發展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照顧哲學與創傷治療模式。

第四場工作坊邀請原任職於中研院民族所、借調至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彭仁郁老師[註],以《「想起來了,然後呢?」精神分析取向政治暴力創傷療癒》為題,從現代對政治暴力的定義到分享政治暴力創傷的案例,點出心理療癒在轉型正義過程中的重要性。

講者: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兼任委員)

政治暴力創傷療癒與修復式轉型正義

在轉型正義的心理療癒中,我們也必須處理加害方與被害方之間的對立,作為第一線的工作者要如何超越這個對立,回到將雙方視之為對等的人的水平上來協助呢?

在黨國教育下長大的人,他們的自我認同大部分很難被拆解--長久以來做為國民黨的支持者、相信自己的選擇才是良善的,然而,有一天卻突然接收到「原來國民黨做過這些可怕的事情」的資訊,那麼他們該如何去理解與想像自己的家人,甚至可能會產生「我的阿公阿嬤都是如此慈祥和藹的人,他們怎麼可能做出這種事情?」這樣的質疑,也因此本能的反應就會是「你們都騙我」、「這說法誇大了,過往的迫害並沒有那麼嚴重」等等。

黨國教育下強調「奉行三民主義,擁護反共抗俄」
photo credit

然而,現代社會被營造出一種氛圍是,「他們不承認,所以他們很壞」,在進行討論時很容易直接跳到這個極端、或者直接去妖魔化所有的國民黨信奉者,就好比說我們比較可以原諒過去的人支持國民黨,因為當時就像是北韓那樣的狀況,我們因為瞭解北韓人的生活環境與生命脈絡,於是相對不會去責難現在仍生活在北韓、信奉金氏獨裁家族的人民,但如果今天在台灣仍然有人支持國民黨,我們反而就會很難理解他的狀態。

但是歷史真的非常、非常地複雜,如同我們現在在討論,眷村文化如何影響韓粉的問題,眷村文化就彷彿是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的中國,當中的人們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圈。

這之中確實有部分的真實,但不只是這樣如此。我們每個人都會需要將自己鑲嵌在更大的歷史脈絡當中,才找得到自己所處的位置,人人皆然,只是說我們該如何去想像,那個比個人更大、更宏觀的歷史架構是長成什麼模樣?對不同的人來說,它可能是國民黨、是中華民國,也有可能是台灣,甚至是50年代許多知識份子所信仰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我們的信念和信仰是什麼,反而是在於,當我們將己身所秉持的信念視作是「全善的」、「必須要被無條件捍衛的」、「完全不可被挑戰的」事物,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當我們沒辦法去了解這樣的心理需求,了解人們為何需要把自己跟一個全知、全能、全有且超越個人的大我扣連在一起,也無法去理解到底在這樣的身份認同建構過程中,是什麼東西在維繫他們,我們就無法去拆解現在台灣關於轉型正義整個對立的困境。這個困境目前沒有快速的解方,唯有在建立人與人關係的工作現場,才有辦法找到識別問題、給予肯認和卸除防衛的方法。

心理工作者在轉型正義工程中的可能位置

講者彭仁郁老師

廣義上的臨床心理工作者,包含心理師、社工師、醫療工作者等,只要是與人工作,都很容易和心理面向產生連結,但大家不一定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工作與宏觀歷史的連結。那麼這個連結又該如何被發掘?除了與受創主體的直接工作,閱讀既有的口述歷史、見證、傳記,甚至文學,是一種方法。

像是由中研院許雪姬教授團隊蒐集、撰寫的受難家屬口述歷史《獄外之囚》(三冊),當中訪問了非常多政治犯的家屬,記錄了大量受難者家屬的見證與心理面向的材料。由於過往的研究常將重心放在受難的當事人身上,對於整體社會情境、受難家屬的關注則相對較少,後來才漸漸發現原來受難者家屬在過程中受到的傷害其實並不少於受難者本身。甚至也有許多政治受難者一直都認為自己確實有反抗威權的想法及行動,因此受到威權政府的懲罰及迫害是合理也可以理解的結果,但是自己的家人無故受到牽連,反而讓政治犯當事人認為是更可憐、更辛苦。

部分受難者自己撰寫的見證中,也可以讀到家屬的艱辛。例如陳新吉前輩的母親。陳新吉前輩的記憶力驚人,甚至能夠記住所有遇過的獄友的事情與對話,他時常將回想的情景分享至FB上,讓過去遭受政治迫害的受難者的故事們能夠流傳。

陳新吉的臉書分享

陳新吉是冤錯假案的受害者之一,在當兵時被捕,因為沒有實質罪證,最後被判刑五年。在當時,家屬們都無法得知被帶走的人是否能夠再次回到自己身邊,陳新吉前輩的母親在他被帶走後,精神開始出現狀況,而當五年後他回到家時,非常開心終於能見到母親,他想要擁抱自己的母親,卻沒想到媽媽一臉驚恐,將他推開:「你不是我的阿吉仔。」一直說他不是她的孩子。

陳新吉前輩傷心之餘,看見他的母親拿著杯子往外丟,並對門外大喊:「你們不要來了!你們不要來了!阿吉仔不在家!」 他才發現媽媽的精神出問題,一直想像有人來抓他。雖然他根本不是從家裡被抓走的,但是媽媽還是一直看到有人要來抓她的孩子。

國家人權博物館《陳新吉口述歷史》

無法訴說的政治壓迫經歷,從歷史中遺落

另一位陳深景前輩,過去加入地下組織,因為發送刊物與傳單而被捕,他被關在綠島十年。對於當時的政治受難者而言,沒有死亡就已是幸運,陳深景前輩為了紀念曾陷入瘋狂、離開人世的獄友,將獄友一句「我要飛回台灣、我要飛回台灣」的期望,寫成了〈綠島思想起〉這首歌曲(「像一隻純情的海鷗,向著故鄉飛翔」)。從受難者的口述中,我們也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在那個年代,政治犯面對隨時可能失去性命的恐懼、生離死別的憂愁,難友們之間,往往靠著在獄中建立起相知相惜的情誼熬過漫長的服刑。

國家人權博物館《陳深景口述歷史》

但也有些創傷見證完全從歷史中遺落。部分的政治受難者,因為被關押、刑求,遭受非人化與剝奪主體的對待,他們未能安然撐過服刑期間,在過程中因遭致極度折磨而精神失常,有些被送至玉里療養院。在那個年代,療養院尚未轉型成較符合人道管理的現代精神療養機構,當時最常見對待精神失常者的方式便是用鐵鍊拴住、限制他們的行動,和牢獄相比,在療養院內依舊沒有讓受難者維持人性尊嚴的可能。多年後,儘管療養院的管理方式已經轉型、社會發生改變,長期遭受非人對待、又被長期機構化的這些受難者,早已無法再為自己發聲。

罹患多語症的Z伯伯應該算是當時相對幸運的受難者之一,精神失常的症狀沒有那麼嚴重,出獄後仍然有找工作甚至結婚生子的機會。只不過,Z伯伯雖然順利結婚生子,大部分子代都有不同的精神症狀,也因此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先天的基因問題。過去我曾去家訪Z伯伯三次,第一次他以無限循環的方式對話了兩小時;第二次,當我還沒有抵達Z伯伯家時,他早已在一樓門口等待我,在對話中開始從迴圈中繞出多一點點的事情。而在第三次見面時,Z伯伯提起過往求職時碰到的阻礙,而與他結婚多年的太太,甚至是第一次聽說這些內容。Z伯伯的太太即使原本就已得知先生是政治犯,因為早年都會有管區到家裡「關心」,但她一直以為先生的工作不順遂,主要是源於性格問題、太多話或者工作能力不好。從家訪的對話中,她才知道先生一直被情治人員跟監到工作場合,才是Z伯伯沒有辦法維繫工作的原因。

雖然僅是片段的敘述,卻在那個瞬間,Z伯伯的太太突然瞭解先生過去的艱辛,以及Z伯伯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模樣,不禁悲從中來,眼淚撲撲簌簌地落下。

由於難以與人開啟對話、難以有脈絡地詳述自己的人生經驗,如Z伯伯這樣的政治受難者,他們故事很難進入口述歷史採集的對象,而這些都是自歷史中遺落的敘事。

然而,這些從歷史網眼遺落下來的人生故事,對於「關係的修補」卻是至關緊要,作為心理工作者,我們要去知道的真相,不僅僅是在於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更要設法挖掘「主體的真相」,關於這個主體的經歷,或許它從來無法被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中的對象,也經常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面向,但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這是我們必須尋找的「真相」,是需要被重視的層面。

轉型正義的工程中,看起來似乎沒有廣義的心理工作者(心理師、醫療協助者、助人工作者)可以立足的地位,因為不是心理專業的人,很難去想像心理工作者在轉型正義的工程中,可以且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實際上,雖然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如今都成為了歷史,但是政治暴力創傷仍是以不同形式留在社會中的現在進行式,很希望心理工作者,藉由了解過往的歷史,更能夠主動地開始想像自己在轉型正義的工程中,能夠扮演怎麼樣的角色。


[註] 此次工作坊演講日期為2019年11月9日,當時講者仍為促轉會專任委員,自2020年5月31日起轉任兼任委員。

編輯:張瓊瑜、江欣怡
核稿: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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