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為二」不單單是一種思想辯證運動，更具體呈現為現實政治中的敵我對立結構。從冷戰至今，究竟海峽兩岸的敵對意識如何在不同時代脈絡下變化、發展？這種敵對意識的系譜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當代的政治形勢？「一分為二」這一概念究竟在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本篇摘錄自《一分為二》一書中直接處理歷史政治現實的部分，也可以說是全書最有當代現實關懷也最易引發爭議的部分。劉紀蕙在其中通過大量歷史資料，勾勒出了兩岸人民敵對心態的演變系譜，並引發了身份政治、疆界治理、敵我劃分等極具當代問題感的主題探討。值得注意的是，本篇對於現實問題的分析與評論，同時需要立基於本書對於「一分為二」的理論性探討來理解，這其中包含了種種自我悖離、自我僵化的複雜狀況。

邊界的國際現實政治與內部化

1950年代韓戰開啟之後，美國在東亞以及太平洋地區所建構的軍事防線，使得美國內部的麥卡錫主義透過這道延伸防線而擴散，並且使得防線邊界的兩方各自以不同形式衍生變形。正如巴里巴爾所說，邊界如今已經包括了內部邊界，而任何邊界都是「整體本身（‘global’ per se）」：「這是世界秩序或是無秩序的投射。暴力集中於這些或多或少已經穩定的邊界之上。無論是否透過在地化或是特殊化的源頭或是形式，都已經是整體化／全球化的替代形式。」在台灣海峽兩岸，「一分為二」的絕對化，使得分裂的兩方持續在內部複製分裂的陣營，在內部尋找被實體化的對立面，也以不同形式在內部複製。不同意識形態的符號暴力集中在這條內部邊界的劃分線之上，也使得內部原有的權力爭奪之對立尋找到了出現的替代形式。在此過程中，「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都失去了依存關係中互相生成、互相轉化的關係，也失去了滌除名相的辯證運動。

中國大陸1950年代以降反右鬥爭的後續影響，是左右劃分之後造成的任意命名與絕對化立場，使得「左翼」與「右翼」的語彙在大陸語境內極為混淆。從法國大革命到20世紀政治發展的歷史中，「右翼」基本上意指維繫傳統階層秩序的保守勢力，而延伸包含了君權主義、國家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資本主義等維繫權力秩序而具有壓迫性的政治立場，「左翼」則意指任何相對於穩定權力秩序之批判運動，包括了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以及社會自由派，一直是相對於權力核心而帶有制衡作用的批判力量。然而，冷戰時期大陸內部的反右鬥爭將人民內部的一部分辨識為「走資」與「右傾」，進行鬥爭，以致今日在平反右派以及檢討文革經驗的潮流中，「右翼」被等同於抵制政府的自由主義，而「左翼」被視為擁護政府的國家主義立場。在此奇特的劃分之下，「右翼」自動地與自由貿易經濟以及資本主義論述合流，而「左翼」卻由於無法認清「權力擁有者─國家機構」與「被剝奪權力者─全體人民」之間主要矛盾的替代形式，而非常弔詭地消失了其持續批判與制衡國家機器或是組織人民的話語力量，反而輕易地被民族主義情感所挾持。

回顧20世紀1950年代的歷史，我們也更清楚看到台灣海峽在冷戰時期所處的國際政治以及中共與美國之間的絞索槓桿位置，而使得台灣作為政治體的曖昧處境，並不能夠僅從法理學的角度來解釋。美國與聯合國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從承認到不承認，從暗中密謀促動國民政府軍隊反攻大陸，到限制國軍兵力的動向，前後反覆轉折，已經透露出其立場的搖擺，以及根據形勢而操縱的現實政治。這個隨著時勢轉移的國際現實政治，卻也決定了國際法對於台灣作為政治實體的裁決，使得台灣在國際政治舞台缺席。

林孝庭在分析韓戰期間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時指出，美國雖然以軍事支援中華民國政府，甚至在韓戰期間曾經考慮提供軍力，讓國民政府軍隊登陸大陸東南沿海，逐步控制廣西、雲南等西南省分，以便牽制韓戰局勢。但是，蔣介石當時明白表示這是「僥倖心理，危險萬分」。蔣介石對於1950年代初期孫立人所提出的「三七五反攻總計畫」嗤之以鼻，認為是「自不量力，只想藉美國的力量保護」。林孝庭指出，蔣介石雖然明知美國利用台灣的態度，但是蔣介石也清楚，維持一個對抗共產主義的形象，是有利於台灣在全球冷戰格局下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正當性。當時蔣介石面對美國以及中共的兩種勢力而希望維繫的張力，卻在時機轉移之際，失去了籌碼。

大勢之所趨，已無可逆轉。美國1950年代在西太平洋以安全為名的軍事防線布局已然成形。美國CIA以「西方公司」為名，對於台灣的各種介入，包括在台灣淡水、澎湖與金門設置了訓練中心，先後訓練大量游擊隊以及敵後情報人員，派往緬甸北部與雲南、海南島等地進駐，並且發動了近百次祕密突襲，這些工作的主要目的仍舊是為美國蒐集大陸情報。更為重要的是事實是，美軍顧問團對於國民政府軍隊的控制，更造成台灣往後數十年的軍備都必須仰賴美國，而使得台澎金馬地區的「永久化」逐漸成形。

1950年代全球帝國擴張構成的冷戰結構，對於台灣海峽局勢造成更為深遠影響的，則是兩岸人民敵對心態驟增，冷戰意識形態也在「一分為二」的對立狀態下固定下來。雙邊政府以敵對的政治宣傳醜化對方，兩岸資訊完全阻斷，歷史教科書採取完全不同的觀點敘述歷史，甚至同時進行對於內部可能存在的「敵人」進行肅清。不僅大陸幾波反右傾與政治鬥爭，台灣1950年代的兩次《出版法》的修正（1952，1958），也是思想整肅的具體例子。《出版法》強制執行了動員戡亂時期的戒嚴令，任何「觸犯或是煽動他人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情節重大者」，以及「觸犯或煽動他人觸犯妨害風化罪」，都要「定期停止發行」，甚至「撤消登記」。除了新聞報業限制紙張篇幅，限制出版物的登記證，戒嚴法以及動員戡亂條款對於思想的檢查後續影響更為深遠。

當時《自由中國》即有一篇社論便指出此問題：「在一個號稱自由的國家，行政官署竟以整個出版界為對象，可不經司法審判，而逕予出版品以警告、罰鍰、禁止出售、散布、進口，或扣押、沒入，定期禁止發行，以至於撤消登記等行政處分。行政官署權力之大，一至此極，又怎能說不是反自由的？」《自由中國》是1950年代代表異議分子聲音的刊物，主要編輯是雷震與殷海光，胡適是發行人。該刊以自由主義為基調的言論，在韓戰啟動以及台灣國民政府逐漸進入高壓監控治理模式之刻，從反共言論轉向批評政府內部政策的問題，包括數度倡議將教育脫離政治以及黨國干預，反對蔣介石三連任，以及建議成立反對黨。然而，雷震等人籌建新黨，卻被冠上配合中共「統戰政策」、「造成台灣混亂」、「企圖顛覆政府陰謀」，以致雷震於1960年9月4日以「包庇匪諜」之罪名被逮捕。《自由中國》亦遭停刊。台灣大學1972年的哲學系事件，更在王昇主導的特工組織運作之下，以「反共」之名打擊自由主義派學者，牽連了12位哲學系教授的停職，而使得台灣的哲學系所長期無法發展異議言論與批判思想。此事件直到1993年台灣大學組成調查委員會，1995年委託監察院進行調查，而在1997年平反。以上二例，只是無數因思想檢查、「反共」、檢肅「通匪」之理由而牽連的白色恐怖案例之典型。

「一分為二」的身分政治與邊界治理

歷史的回顧，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中國大陸在1957年開始的反右思想鬥爭，以及台灣戒嚴時期的出版法與言論控制，都有其嚴重的後果。延續幾十年的思想檢查以及資訊片面封鎖，造成了一代人的世界觀、認識論與情感模式。台灣海峽已經停火多年，成為DMZ，所謂的非軍事區，但是台灣海峽卻依舊是高度軍事化與政治化的邊界。這個具有邊界概念的台灣海峽，正如同南北韓38度半的非武裝地帶（DMZ），並不是自然的領土分界線，而是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以及大國勢力操縱之下的分界線。

1950年代的兩次台灣海峽危機（1954-1955, 1958），以及後冷戰時期1990年代的第三次海峽危機（1996），與其說是國共內戰的延續，更應該說是全球格局下的冷戰結構以及後冷戰時期延續的國際政治局勢之槓桿博弈。雖然這幾次海峽危機並沒有引發真正的擴大戰爭，卻使台灣海峽具有敵對性的「邊界」意義更為鞏固，也使得台海兩岸的冷戰結構更為確立。台灣海峽雙方的飛彈軍事布置，冷戰時期持續進行的地下間諜攻防，以及偶爾爆發的零星衝突，使得邊界兩邊的敵我意識增強。在冷戰時期，這個簽署了停戰協議的非軍事區（DMZ）顯然不僅標示了防禦性的軍事部署空間，也象徵性地代表了兩岸內部安全管理的反向作用。各別陣營之內的國家安全法以及人民的自我檢查機制，透過雙方政府的文化方針、教育政策與資訊控制，滲透於不同的角落，並且逐漸內化，構成了各自的主體身分與認同模式，也牽動了社會內不同群體之間延伸的次要矛盾衝突。

雖然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各種陣營之間的邊界逐漸被抹除，但是不同的邊界形式仍然不斷在社會中出現，區隔身分認同，控制人口，而無視於這些被替換的邊界實際上正是建立於冷戰結構以及現代國家的基礎之上。以新自由主義為名的全球化經濟市場快速跨越國界，形成橫向的資本壟斷，以及在壟斷結構之下人口移動所造成的大量非公民的社區組成，不同形式階級對立的內部種族主義，形成了巴里巴爾所說的新的階級矛盾。社會結構中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對立，透過各種邊界概念操作認同與社群感，只會強化對立，而引發各種形式的暴力，尤其是符號暴力。社會中的階層化，正是意識形態邊界的執行。國家治理者透過各種符碼化的建制，加上預防性的反暴力安全措施，執行邊界排除性的符號暴力，甚至透過法律重建秩序，透過教育體制，使兒童成為理想的共識承載者。

台灣從過去的秋海棠地圖與萬年國會，到後來的同心圓歷史說或是橫擺台灣地圖看世界的視角，都是文化中心的正統論，或是以主觀位置而投射的世界秩序。當國家主政者的主觀位置改變時，教育機器便隨之進行主體認同工程的解體與重組。成長於其間的年輕人需要親身經歷歷史記憶肢解、甚至內部區分排除的隱藏式國家暴力。因防衛性安全措施而進行鞏固主權與排除他者的各種禁令，逐漸使台灣文化不斷片面化。

台灣海峽是一條內植的敵我分界線。不僅是冷戰時期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1949前後因戰亂遷徙移居台灣的大批外省籍民眾在戒嚴時期無法返鄉，無法與父母、伴侶或是子女再次見面。就連今日，雖然進入解嚴時期，社會大眾對於「紅色」地區的排斥、對於匪諜的警戒、對於雙重國籍的懷疑、對於國家效忠的絕對要求等冷戰心態，仍舊出現於當前的台灣社會。台灣解嚴之後持續到今日的後冷戰時期，兩岸各種形式的溝通逐漸開放，通商通航通婚，開放觀光投資，簽訂經濟合作協議，但是這個政治化的敵對邊界意識並沒緩解，而仍舊在各種話語中起著作用，甚至內部化，而透過台灣內部的族群矛盾呈現。宜蘭人林毅夫離台三十多年而無法回鄉奔喪與祭祖，解嚴後二十餘年，仍舊被人以「叛逃」之罪拒絕入境。就連在民間，前輩台灣文學作家也會因為文學創作不使用台語文而使用「中國語」，被斥為「可恥」。這種對立，也隨著兩岸政府領導人的執政方式，而偶爾弛緩，偶爾激化，似乎戰爭隨時可以逼臨眼前。

後冷戰時期的全球經濟結構也同樣影響了台灣與大陸的人口與經濟結構的快速變化。中國大陸快速崛起，一帶一路的全球布局，更凸顯了其經濟勢力擴張的企圖。前世代的冷戰結構對立模式仍舊延續，加上美國與中國在貿易協議關係中出現的緊張關係，置換為不同性質的區域政治衝突。當前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全力發展國家控制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國有與私有的雙重獨占，使得內部移動的農民工，大量出現的派遣工，配合網路時代的快速送貨員，而形成了新的無產階級，也成為不可見的次等居民。不同型態的內部邊界分化與邊界治理，也隨之出現。

「一分為二」的變形與體制化

1990年代中後期中國社會對於多種經濟基礎並存的提倡，難道真的回應了楊獻珍在1950年代所提出的綜合經濟基礎的問題嗎？楊獻珍當時提出的綜合經濟基礎，用意在於反對以未來的發展目的來決定當下的經濟階段。此外，他的論點也指出，歷史過程中所發展的不同經濟形式必然會同時並存，不能僅以階段性發展以及形式平等的邏輯來決定當下的經濟型態。在不同的社會結構之下，資本的發展必然會在現有物質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不同的經濟體制也必然會出現。提出多種經濟體制並存的考慮，如果僅停留在經濟形式的層面，卻不針對經濟形式背後不平等的交換原則以及資本壟斷的邏輯進行調查分析，那便是承認階級性壓迫的既成事實，並且將其合理化。

我們並不要以歷史後見之明來批判這段歷史，免得我們無法理解當時論述的內在複雜層次，曾經發生的思想啟發，以及這個時代所浮現的壓迫性體制問題。然而，面對這段歷史過程，我們必須提出的問題仍舊是：從動態辯證運動到對抗性僵化立場，背後的運作機制是什麼？當「一分為二」矛盾辯證的原理成為可見性的立場對立與路線鬥爭的形式，並且被利用為辨識內外的說辭時，我們要如何分析？

〈矛盾論〉所揭示的是思想不斷進行辯證運動，自我挑戰，自我批判，而不斷轉化，也就是思想無限進行之可能性。但是，當數學的正負或是微分積分，力學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物理學的陽極與陰極，化學中的原子化合與分解，被比附於社會中的階級矛盾與範疇對立，當概念的差異以及思想的辯論被當作可見的攻擊對象，什麼出錯了？

當矛盾論的辯證邏輯成為了對立面的絕對化，當思想的辯證運動成為了被運用於整肅異己的立場，當唯物辯證的運動落入了名相的唯心框架，甚至以體制化的權力結構，透過教育、機構、媒體、法律而鞏固，這個對立結構便會成為封閉循環的系統，輕易為權力所挪用。

巴里巴爾曾經討論過關於「一分為二」絕對化的問題，並且提出若要拒絕任何造成意識形態以及社會體制邊界「最後決定因素」（last instance）的絕對化，不要讓短的歷史時間過程所造成的眼前局勢完全決定了共處社群的權力結構，就必須持續進行邊界「民主化」。邊界的民主化，正意味著要針對觀念所固定的邊界，分析這個劃分是如何被歷史性地構成的；只有開始進行歷史性以及現實物質條件的具體分析，才有可能開始化解這個僵化的對立結構。

巴迪烏在1972年與Lazarus組織的「延安選集」系列，目的在於參考中國如何抵制蘇聯的修正主義，以便他們能夠抗拒法國當時的修正主義。不過，當時巴迪烏卻沒有準確地指出在「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辯論中，楊獻珍所提出的「合二而一」只是與「一分為二」同樣處於辯證運動過程中的一點，卻被陳伯達與康生借用來支持斯大林以及批判蘇修的替代物，其引發的效果是思想上實體化的階級鬥爭，其所反映的則是中國共產黨內極左派的興起。

30年後，當巴迪烏回顧20世紀歷史過程中「一分為二」的兩個對立思維，才直接指出：二戰所導致的美帝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兩大陣營對峙，其實是辯證動力的停滯，以及其中隱含的「合二而一」的保守主義思維。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主要對立──美帝國與社會主義，以及看待此對立的兩種思維。共產主義所看到的階級對立，以及法西斯主義所看到的民族與種族對立，都是對立的絕對化，而後者的延伸性對立，更引發了韓戰與越戰。巴迪烏指出，中國在1965年針對「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激烈辯論，說明了那個時代如何思考這個辯證過程的內在悖論。在「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背後，是對於持續辯證運動的分裂的渴望，還是對於回到舊有的「一」的秩序的渴望？20世紀兩大陣營的對峙，背後持續透露出渴望透過暴力而獲得統一，並且認為這種統一是真理。這種將現實固著於辯證對立的一端，以表象固定，並且企圖從表象消滅此對立，其實已經否認了「一分為二」的辯證運動之持續發生。

透過對於「一分為二」的緣起以及其後續演化，本書所要指出的是，矛盾論與辯證法所揭示的思想嚴格性，有助於我們面對歷史過程以及當代社會，進行具體分析。只有透過持續的分析，我們才能夠理解權力擁有者與無權力者之間的主要矛盾如何被不同歷史形式所替代。

國家掌權者與資產擁有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其共同合作的模式，甚至與國際資本成為同盟。這些權力的不平等分配，卻在不同的教育、法律、文化、媒體等各種體制中，鞏固生產關係與生產體制，而使得無產者成為完全無法為自身爭取權力的階級。資產者與無產者在歷史進程中被既定的共識模式與延伸體制所制約，陷入「一分為二」被實體化的路徑，則會自動循環，而無法被中斷。要揭露這個自動生產與循環的二元結構，便要以辯證法的思維，針對複雜歷史條件與現實狀況進行具體分析。

面對1950年代逐漸進入冷戰格局的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的變化狀況，毛澤東在陸續發表了關於「一分為二」以及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分析，提出了「不斷革命」的階段性運動。1950年代的冷戰結構，促使原本具有物質性辯證運動的持續性「一分為二」，轉變為固著於僵化意識形態立場的觀念性對立，更成為內部區分敵我的修辭。毛澤東本人或許持續保留了他的辯證性格，但是他所提出的「一分為二」以及階級鬥爭，卻成為運動中藉以挖除不同質社會成分的口號。這些以重構新社會與新國家為藉口而執行納入性排除的治理模式，既挖除，又納入治理範疇，成為冷戰結構例外性的常態。

歷史的發生，就在這個時代性物質條件以及回應現實條件而交錯展開的觀念陣營中，不斷演繹擴散，並且體制化，形成了複雜的整體結構，以及多重牽動的矛盾關係。若要透過思想史分析這個複雜結構背後的運作邏輯，便不能夠僅以思想史的片段文本自我證成，而要將這些文本視為整體結構片面化的主觀投射，並且分析這些文本座落於什麼樣的矛盾關係之上，以什麼樣的主體位置回應時代的迫切感，以及這些回應如何透露了其對立面，或是其自身的匱乏與需求。

本文摘錄自《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聯經出版。

上篇：《一分為二》：辯證運動如何自我悖離？如何朝向解放？（上）
延伸閱讀：
劉紀蕙教授《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思想的哲學考掘學》新書座談會報導（上）
劉紀蕙教授《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新書座談會報導（下）

• 作者：劉紀蕙
•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 出版日期：2020/03/27
• ISBN：9789570854763
• 規格：精裝 / 464頁 / 14.8 x 21 x 3.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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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雨鍾
核稿：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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