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許多人對於「德國」、「德國人」與「德國史」有著既定刻板印象。尤其在討論到轉型正義與二戰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時，總以德國作為討論案例，並將其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1935-1945) 後的戰爭責任、國家暴力的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處理方式視為典範。
但是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潘宗億老師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轉型正義沒有什麼『典範』，也最好不要有典範。」德國面對歷史的方式也不應「神格化」: 因為每個國家的狀況不一樣，而他們實際上也是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逐漸接納過去、坦誠面對過往錯誤的。
2019年12月27日，由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2019 歷史與記憶：系列演講」來到第四場。演講由藍適齊副教授主持，來自東華大學歷史系的潘宗億老師主講，他透過眾多歷史文獻、影視作品與著作，探討德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政治人物、史家與民眾在戰後面對納粹黨 (Nazi Party) 與大屠殺 (Holocaust, 1933-1945) 歷史的心境、衝突、面對方式與歷史記憶。
艾德諾與歷史記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受到國際情勢與冷戰 (Cold War, 1947-1991) 的政治氛圍影響，德國政壇中的左派與右派為戰後記憶的論述方式絞盡腦汁，希望能獲得歷史記憶的解釋權。當時，在西德總理康拉德．艾德諾 (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 1876-1967) 執政時期「將過去留在過去」的「畫下底線」原則下的主流論述以相對冷漠、沉默的態度面對猶太人大屠殺問題。考量到戰後西德急需重建與力圖穩定民心和民主體制，艾德諾認為，若對追討大屠殺罪責窮追不捨，則將會影響全西德的和諧與安定。艾德諾對於維護西德和平的意念相當堅定，即便在於1949年的競選海報上，他也以「和平」作為其宣傳口號，願大眾放下仇恨、放下過去，進而不談歷史。
艾德諾對於猶太人大屠殺與納粹黨的所作所為有一套記憶文化建構方式。第一、讓德國人們遺忘猶太人大屠殺；第二、強調德國人有反抗納粹舉動，並塑造當代德國人的「受害者」形象。第三、強調德國人集體受害的苦難，讓德國人了解德軍在戰場上的痛苦，甚至成立「被驅逐者、難民與戰爭傷殘部」，來專門處理戰後創傷問題。早在艾德諾的就職演說上，他便批判去納粹化 (Denazification) 的政策，認為其將不利於戰後重建。艾德諾還認為，當時德國已經有很多男性死於戰場或被俘，若為了去納粹化而把僅存的人力逮捕、關押或是開除，那麼還要找誰來執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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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者充分運用權力，讓人們在「被揀選」過的歷史記憶中，忽視或合理化前人的暴行。歷史記憶特別之處便是在此。過往歷史事件在當權者有意利用下，猶太人大屠殺事件成為單純的歷史事件，但沒有人能知道當時發生的真相──1950年代的西德人，聽過納粹黨、知道納粹黨，也或多或少知道猶太人大屠殺，但不知道猶太人被屠殺的發生過程。
在演講中，潘宗億老師指出，當時的西德政府應用官方力量，不但在海報、電影與文宣品中，強調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所遭受的困境，更利用國家機器讓世人以為，當時德國的受害程度不亞於猶太人大屠殺的。而艾德諾也因為幫助西德重建的行為，一直到近來都時常在德國民意調查中佔據重要人物前三名的位置。
1950年代時，當時因蘇聯總理史達林 (Joseph Stalin, 1878-1953) 死亡和赫魯雪夫 (Nikita Khrushchev, 1894-1971) 上台，共產國家調整對外政策，加上1955年時，德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大量的德國戰俘得以返回西德。此時的艾德諾已掌握民意，在他刻意主導下，西德民間普遍認為還有約一百五十萬到兩百萬的德國人「還沒回家」。潘老師表示，從今天的研究來看，上述說法明顯是艾德諾的話術：乍聽之下，「很多人還沒回家」的說詞似乎暗指「很多人仍在蘇聯集中營中」，但其實統計數字是可以操弄的，因為「未回家」的人口數應該還多算了戰爭的失蹤人口。換言之，艾德諾政府透過政治宣傳建構仍有大量德國戰俘猶待營救「回家」的集體認知，而根據一項1967年的民意調查，75%德國受訪者亦肯定營救蘇聯德國戰俘回家是艾德諾最重要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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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在民間，潘宗億表示，就連德國二戰時期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德國歷史主義健將邁內克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於1946年出版《德國的災難》 （編按：又名為《德國的浩劫: 思考與回憶》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and Erinnerungen)），該書雖談論許多納粹所造成的國家問題，但邁氏的論點其實與艾德諾政府的論述如出一轍。這不免讓潘宗億老師懷疑，是否戰後民間的心態已與官方論述同步？而在爬梳眾多資料後顯示，在艾德諾還未上台之前，民間便出現許多類似「記憶文化」手法，讓德國人民相信，合理化與相對化德國戰罪問題。類似論調直到1980年代時，仍有史學家堅信德國在二戰期間的屠殺問題並不嚴重。
法蘭克福大審判與西德民間態度
艾德諾執政時間越久，西德民間對於納粹與德國在二戰時的歷史記憶便越加模糊。[1]許多在紐倫堡大審時期 (Nuremberg Trials, 1945-1946) 的漏網之魚──這些在後世看來是應被審判的人，卻順利融入西德社會與政治界裡，而且擔任要角。一切就像看起來什麼事都沒發生過。直到1959年時，身為猶太人的檢察總長鮑爾 (Fritz Bauer, 1903- 1968) 在審理大屠殺時期案件時，發現大屠殺案件問題重重；因此他決定與其他檢察官聯手調查。[2]
（原名：”Im Labyrinth des Schweigens”，意為「沉默迷宮」）
但實際上，調查並不順利。當時西德在審判被告者的法律，使引用1871年的法律，而非德國後來的基本法來審判，因此要判定謀殺罪的動機可說是非常困難。此外，若用僅次於謀殺的殺人罪定罪，因其司法追訴期只有十年，在超過追訴期的情況下，檢察官最終決定延長追訴期。此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社會爭論，許多人大力反對。但普遍德國大眾在法蘭克福大審期間，面對審判議題的態度依然非常冷漠：他們心中的潛台詞就是
「這些都是非常極端的案例，不是我們」
根據當年的統計數字，可發現當時很多西德人反對法蘭克福大審。他們認為，「大審只會破壞德國的國際聲譽」、「只是浪費錢」。長期的歷史教育與社會氛圍讓德國人慣性冷漠，社會上沒有太多人願意面對歷史真相。事實證明，艾德諾政府對於猶太人大屠殺事件的消極態度被當時整個西德社會接受；民眾普遍認為「德國人是受害者，一切都是希特勒的錯」，且認為「我們是被害者，是凡爾賽合約 (Treaty of Versailles) 的受害者，我們無罪。」
下篇：【沉默迷宮】我們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德國戰後的記憶建構與辯證（下）
[1] 編輯註：花亦芬，《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台北：先覺出版社，2016），頁73。
[2] 編輯註：有關鮑爾調查納粹行跡的經過，可詳參蔡慶樺，《美茵河畔思索德國：從法蘭克福看見德意志的文明與哀愁》（台北：春山出版社，2019），頁367-369。
撰稿：吳怡慧
編輯：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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