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3日，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及人社中心主辦（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協辦）「重思儒家與新文化運動」工作坊。該工作坊分為三個場次，上午的場次由紫藤廬創辦人周渝先生主講「周德偉的選擇」，而下午的兩個場次則由清大哲學所的楊儒賓教授主講「第一種新文化運動」及「1949的兩場歷史巨變」這兩個題目。每一場次都在主講人演講之後，安排兩位與談人進行回應，之後再開放為現場的自由討論。總體而言，該工作坊的重要源起點乃是楊儒賓在主流觀點之外另闢蹊徑，開啟了另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線索，同時也重構出一種頗為特殊的有關兩岸關係的敘事；而上午場次圍繞周德偉思想的討論則為這一線索，提供了前導與範例。

文：李雨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遺落的典範：周德偉的致知之學

上午的場次，由周渝先生為我們講解著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周德偉的思想。作為周德偉的後人，周渝首先為我們分享了許多珍貴的歷史記憶，追溯了早年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周宅聚會的盛況與軼事，也展示了周德偉的許多重要稿件。接下來他進行理論部分的講解，其關鍵出發點在於周德偉對宋明理學過於偏重心性之學有所不滿，他認為注重致知的事功之學，能夠成為跟西方自由主義會通的重要環節。基於這種出發點，周渝從康德哲學、西方自然法傳統、古典經濟學這三個方面，對周德偉的貢獻進行深入講述，其最終的焦點放在周德偉特別推崇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海耶克身上，並認為海耶克的經濟學思想對當今世界仍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周渝也觀察到在當代的中國大陸，已有不少人開始關注海耶克，他對此趨勢樂觀看待。

第一位與談人張旺山老師先是對於周德偉的貢獻表示贊賞，他認為周德偉是帶著一個「我」來閱讀海耶克，因而是有所選擇、有所創造的，但可惜的是，周德偉的思考在當時孤立無援，缺乏回應與繼承。進而他提出一種展望，就是借鑒早年德國知識界在學習希臘人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學術社群的方式，希望台灣學界有朝一日也能建立起這樣的學術社群，以傳承、發展出自身的思想文化。

第二位與談人何乏筆老師則首先指出楊儒賓老師在下午要演講的主題，與周渝所講述的周德偉思想，都代表著思考儒家傳統如何與自由主義結合的道路，然而還有另一種道家傳統與自由主義相結合的道路。接著他轉而從周德偉所關注的海耶克思想談起，提出海耶克所注重的自發秩序，其實與老子所說的「我無為而民自化」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而道家所提倡的自然精神或許還可以彌補自由主義的不足。何乏筆指出，周渝本人所發展的古典美學、茶文化，其實恰恰更接近這種道家自然精神與自由主義的結合，與其父親周德偉結合儒家與自由主義的道路，構成了有趣的對比。

在自由討論環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楊儒賓對何乏筆所提出的儒家、道家分別與自由主義結合而產生的兩種道路說，做出了一些回應。其關鍵在於，楊儒賓對於自然的自發秩序與人類社會的自發秩序，也就是自然與自由之間是否真的有辦法直接相通，表示有些懷疑；他認為老子所說的那種在小國寡民的範圍內才能實現的自發秩序，恐怕無法適用於當代高度複雜化的社會結構。相較之下，楊儒賓認為莊子由於還同時關注物與技術這一層次，因此更能提供連結自然與自由的思想資源。

另一種新文化運動：更完整的中國政治設想

在下午的第一個場次，楊儒賓教授以「第一種新文化運動」為題進行演講，然而這個「新文化運動」要講的不是反傳統的「五四運動」，而是要追溯到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所謂「戊戌儒者」。楊儒賓關注的是，這些儒者在經歷戊戌變法的失敗後，面對後來興起的以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為主的思潮，如何產生了對此有所批判的「晚年定論」。他強調，這一代的儒者對於中國政治的設想更加完整，其關鍵在於，他們認真思考了民主憲政與文化傳統的關係；在此方面，他甚至還認為，相較於後來留在中國大陸的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民），「戊戌儒者」其實在政治理念上與流亡海外的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更為親近。楊儒賓進一步補充了他的一種想法，就是相較於西方社會每每產生宗教戰爭、文化衝突的狀況，中國古代之所以沒有宗教戰爭，要歸功於儒家所起的調整、會通作用。

第一位與談人林月惠老師首先贊賞楊儒賓在社會主義視角與自由主義視角外，為解釋五四運動提供一種儒家式的批判性話語，繼而她提出了三點回應。第一點，她認為楊儒賓的貢獻乃是「重新發現梁啟超」，而梁啟超的特殊之處不僅在於他在立憲與新民說這兩方面的理論貢獻，也在於他曾經對於台灣二十世紀二〇年代反抗日本政府的社會運動，提供過直接的幫助與指導。更有趣的是，林月惠還補充說，她在2016年因一場兩岸論辯，而發現對岸正興起以康有為為旗幟的「大陸新儒家」，這背後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動員，她似乎由此暗示，楊儒賓對晚期梁啟超的發現，或許能夠對此起到一種制衡的效果。第二點回應則指出，以往我們都忽略了青年牟宗三對於唯物論的批判，而這一態度正好與第一代新儒家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形成了對照。第三點回應提出，台灣的民主憲政雖然在形式上已經完成，但在實踐上則仍待完成，而儒家究竟可以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她期待可以通過與更多的社會科學領域學者來共同討論、推動。

第二個與談人李丁讚彷彿是在呼應林月惠最後提出的期待，他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儒家傳統與自然的特殊關係，並期待這是否能對西方自由主義有所貢獻。他首先提到在新儒家學者梁漱溟當年開展的鄉村運動中，就可以看到通過知識、技術的交換，而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互動，這是一種日常生活意義上的民主。李丁讚認為，儒家有關社會如何與自然結合的觀念，或許能夠提供令人期待的讓人與人得以共處的資源。他強調，人類這兩百年來所追求的是「自由」，而接下來兩百年所要學習的則是如何「共處」，特別是面臨全球疫情衝擊這種緊急事件時，所暴露出的難以取得共識的現象。

楊儒賓首先回應了李丁讚的意見，他提出中國傳統思想本來就認為個體底下存在著由氣所連結的感通性，因此在近代歷史上，不僅梁漱溟對於個體主義有所批判，而且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很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觀點，認為要以廣大人民作為政治運動的依據。至於林月惠所提到的梁啟超問題，楊儒賓表示其實他一開始之所以會特別注意到梁啟超，正是從台灣史的脈絡出發的，他認為台灣當時正處在徬徨不知出路的狀態，而梁啟超所提議的議會請願運動構想，起到很大的、甚至是壓倒性的影響。楊儒賓認為，對於中華民國的理解不應該只限定在孫中山這樣的革命派一脈，還應該包括立憲派，其中的梁啟超則是代表第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

在接下來的自由討論環節中，出現的最主要的議題，就是在周渝和何乏筆之間展開的有關文化運動的論辯，雙方皆有數次申辯。周渝的觀點是，文化應當是長期積累而成的結果，不應當是能夠通過運動來改變，乃至產生「新」文化。進一步來說，像文化大革命這種文化運動毋寧是危險的。何乏筆則反駁說，一旦觸及現代化問題，就必然意味著要接受不可避免的斷裂性，因此許多所謂文化保守派其實也是主張革新的；所謂運動，恰恰是連結了文化與政治的關鍵。另外還有一些提問者發表了意見，比如有人補充了中國學者秦暉《走向帝制》一書中與楊儒賓類似的觀點，有人提出歐陸與英美哲學脈絡對於自然、對於形而上學介入政治話語的警惕，不過這些問題暫時沒有引起很多回應。

下篇：【重思儒家與新文化運動】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之外的另一種敘事（下）
延伸閱讀：【專訪楊儒賓（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政治大學華人文化講座／儒家與當代中國 漢學虛擬學院線上課程

編輯：劉達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