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Culture

《漢學與跨文化思維》
新書座談會台北場：從歐洲到台灣的跨文化編織

2021-04-11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宋灝教授出版新書《漢學與跨文化思維》（臺北：聯經出版社，2020年），總結多年來對跨文化議題的思考。2021年1月17日下午，於台北聯經書房舉辦的新書座談會，同場邀請了國立清華大學哲學所楊儒賓教授、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林明照教授與談，討論氛圍十分熱烈，主講人、與談人以及擠滿講堂的聽眾之間，激盪出了豐富而友好的火花。

文：李雨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新書介紹

首先由宋灝本人介紹他的新書，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他的成長、研究背景如何促使他從漢學轉向跨文化，第二部分是對於方法論，特別是對於「跨文化」的界定，最後部分則重點講述了華語思維的意涵與展望。

在第一部分，宋灝為我們講述了他早先的學習經歷，他原先在德國修讀哲學系，但是因為碩士論文要寫到莊子卻無法找到指導教授，就乾脆轉到了漢學系，後來也在漢學系任教。然而宋灝告訴我們，在歐洲的漢學與哲學之間往往存在衝突，他的研究也因而面臨兩邊不討好的困境，尤其是他哲學式的研究方式常常更多地會遭遇來自漢學領域的阻力。幸運的是，他十多年前由歐洲來到台灣，正式進入華語世界，也從而開啟了他的跨文化研究之旅。這種經歷也讓他深切感受到了華語世界內外研究方式的不同，並構成他進行跨文化研究的重要問題意識。

在此背景脈絡下，宋灝進一步對方法論問題進行說明。他首先強調，「跨文化」不同於通常所說的「比較哲學」。所謂比較哲學，往往指的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對於兩個能夠被整體把握的對象進行哲學研究。然而對宋灝而言，一旦用華語進行思考、寫作，就已經是一種跨文化了。這種「跨」也有一種混搭的意味，宋灝認為歐洲人早已習慣了用德語、法語、英語進行哲學思考，然而當代華語同時包含了古／今、中／西的成分，對於他尤其具有吸引力，也尤其適合哲學思考。他還補充強調，自己之所以選擇使用「華語」這個概念，是因為通常所說的「漢語」已經越來越由於對岸的政治因素，而日益變得固定化、官方化，反之，在台灣的華語則保留了更多的開放性。

最後，宋灝還重點說明了「華語思維」的意涵。他強調「華語思維」不受限於任何族群、血統範圍，只要是用中文進行思考、寫作，就算是「華語思維」。在這個意義上，華語思維囊括了「古」與「今」整個思想世界，尤其是我們必然是站在當代這個已然有所混搭的視角上來重新審視古代，也必然會因此看到古代與當代的諸多斷裂之處，然而恰恰是這個不可避免的當代視域，為我們、乃至為西方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與此同時，宋灝還為我們指出了當前出現的兩種危險方向：一種是由於引進西方思想而導致的自我殖民化現象，對此我們需要有更多的自我批判性思考；另一種則是由當代民族主義以及漢學所導致的博物館化，這會導致古代與現代的割裂。宋灝認為，當我們研究古代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到這是一種朝向未來的研究，而不應該陷入認同問題的限制。

宋灝的講述層次分明，為我們呈現了他從歐洲漢學背景發展到跨文化理念的動態歷程，也讓我們很好地把握到他這本新作的基本精神。接下來，三位與談人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宋灝進行回應。粗略來說，楊儒賓主要是從中文學門的立場進行學理上的回應，黃冠閔則嘗試通過一個編織的譬喻來幫助我們理解宋灝的成果，而林明照則從本土學界研究者的角度對跨文化提出了一些構想。

與談回應

楊儒賓首先幽默地表示，宋灝剛才提到的「博物館化」問題讓他有種被針對的感覺，因為台灣中文學門內部也存在與歐洲漢學類似的問題，而他本人則認為所謂中國或華語思想早已不再純粹，混雜化是無可逃避的命運。接下來，楊儒賓從自身的研究出發，對宋灝談到的跨文化與當代思考問題發表了看法。他認為，對照「氣」這個中國傳統概念與身體所代表的非主體性力量，則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相對於後者所具有的社會批判性，「氣」所代表的中國式連結模式，雖然在批判性上似乎有所不足，但由此開展的一種可經營的模式，是否也更能與社會性相銜接，避免過度脫離社會、過度批判呢？在此脈絡下，楊儒賓還以海德格晚期「泰然處之」的思想為例，提出了這種想法是否可能會有脫離社會性的疑慮，相較之下，莊子則更具有人文與世間的關懷。

黃冠閔的回應首先回憶了自己對於宋灝研究歷程的一路關注：從宋灝初抵台灣時被誤認為佛學研究大師，到後來在山水畫論研究上的相互啟發，再到近來跨文化思考成果的彙集。繼而他重點為我們闡發了宋灝該書在方法論上的深意，他認為書名中的「漢學」不僅僅是一個靜態的學科領域，而是有策略地通過與歐洲哲學、與跨文化對照，而形成一種動力。至於宋灝整體上的研究方法，則被黃冠閔以「編織」這個生動的譬喻予以描述，他認為宋灝的思考中，有一種將不同思想資源將以揉合、並穿梭其間的經營手法，時而出現將A與B進行揉合，然而再將其與C揉合的編織現象。

林明照從三個方向對宋灝的跨文化研究提出回應。首先，他認為跨文化不單單要面對過去的歷史，更是要面向未來，要積極面對當代的人類處境，尤其是在疫情時代，思考我們要如何做的問題。其次，他一方面贊賞宋灝所提出的東方如何能夠回饋給西方的方案，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我們也應該思考西方如何以不同於早期格義的方式，來重新反饋東方的問題，這其中尚有許多權力不對等的難題有待解決。最後，他對「跨文化」自身是否有可能再度領域化的現象提出疑慮，換言之，「跨文化」雖然原本具有一種跨域的性質，然而若要去界定什麼是「跨文化」，「跨文化」的方向為何，這是否就會重新讓它受到限定呢？

共同討論

針對三位與談人的意見，宋灝並沒有做出太多的回應，他表示自己更期待與更多的他人一起分享、共同參與，因此也要把更多的時間留給了現場的聽眾。由於時間有限，最後也只來得及讓三位聽眾提問。中研院何乏筆教授首先提出了兩個直入主題的問題，即為何是「漢學」，而不是「現象學」？為何是跨文化「思維」，而非「思想」或「哲學」？楊德立博士則分享了他自己在德國求學期間的經驗，他觀察到德國哲學系內部根本沒有中國哲學這個領域，而一旦提到中國哲學或華語哲學，對方往往也只是禮貌性回應，並無真正的興趣。最後，高長空博士提出的觀點是，在我們提出「跨文化」這個說法的時候，往往會遭遇到「文化」是什麼的問題，並面臨陷入文化本質主義的危險。

針對何乏筆的提問，宋灝表示，之所以使用「漢學」，乃是為了表達從某種「背景」出發進入到跨文化思維，而「現象學」則代表的是一種立場；之所以使用「思維」，則是因為他想表達一種動態性的思考活動，而「思想」和「哲學」在他看來，都有陷入固定化、學科化的傾向。針對楊德立的提問，宋灝說自己的學習階段還是學科改革前的八〇年代，當時還存在需要長年學習積累的學科建制，然而改革之後，情況就變得更加糟糕了，專家們所解釋的漢學也總是讓哲學界覺得不夠有趣；所幸近年來，似乎有一些改變的跡象。針對高長空的問題，宋灝表示他所說的「文化」指向的不是國家，而是語言；而所謂「跨」這個動作，也正是要解除「文化」的僵固性、本質化傾向。

總體而言，雖然時間有限，尚未能討論到書中有關現象學、詮釋學、文字動勢、莊子的重要觀點，但現場所聚焦的「華語思維」與「跨文化」主題，仍然為正處風雲變幻之中的台灣社會，提供了兼具開放性與批判力的思考方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灝教授在現場、在書中都頗為深入地分享了他從歐洲到台灣的研究經驗，由此打開一個富有反思性的「跨文化」空間，這為本土華語學界思考傳統學問、哲學思辨以及當代人文學科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源。

新書座談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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