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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記憶所繫之物（上）：
透過「物」看見個人在社會中的主體性

2021-08-15

通常我們通過報導、紀錄、檔案來重建歷史的面貌，不過在生活當中，仍有許多方式可以觸及過去：一本家族相簿、博物館中的化石、阿嬤衣櫃裡的「古著」、一座百年前的城樓，可以只是走馬看花、懷舊翻新，但也可能透過不同的「物」認識活生生的人與他們生活的時代。

2019年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第三場，邀請到曾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現為成大歷史系謝仕淵副教授來主講「記憶所繫之物—歷史文物研究的新取徑」，特別從他在博物館的田野調查與文物研究經驗，提供處理史料與重建歷史的不同可能性。演講由政大歷史系藍適齊副教授擔任主持人。

理論與實務的啟發

談到有關「物」的研究，謝仕淵從人類學對歷史學的理論啟發談起，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了非市場買賣的文化體系，特羅布里恩群島的居民以順／逆的方式旅行和交換不具備實質功能的物品，不是為了物品本身的價值，而是為了維繫信任關係，這樣的發現批判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人假設」。馬瑟．牟斯（Marcel Mauss）則進一步提出「禮物經濟」的概念，舊社會藉由交換物品維繫情感、穩定社會地位，在這樣不同於市場經濟的文化體系中，物是非功利性的，但卻能夠累積社會的象徵資本。在人類學的這些啟發下，我們研究物的時候能夠不只侷限在其政治與經濟意涵，也能從物在社會當中發揮的功能、維繫的關係入手。

巴布亞新幾內亞群島居民交換的臂環，其上刻有每一任擁有者的名字
禮物經濟啟發了人類學的理論反思，也提供歷史研究不同的視角
photo by Brocken Inaglory on wikimedia

另一方面，謝仕淵在博物館的實務工作中也在思考，如何去研究、典藏與展示物件？謝仕淵指出，博物館裡面的收藏，經常以單一的權威框架去解釋物件，但卻遺忘物件本來在社會中被傳遞、被以不同的方式對待、人們對物件的不同「情感與記憶投射」。比如，人們想到眷村，可能聯想到的就是反共抗俄，但是眷村存在近半世紀也不同面向，像基於生活所需種植的樹木，既有補充副食品的功能，也提供了遮陰與交誼的場所，乘載生活記憶，甚或成為公共空間；又比如「紅葉少棒隊」，被當作臺灣的驕傲與榮譽，但是棒球隊的成員後來如何？在當地的人們心中留下什麼？卻是相對沒有被注意的。這樣的反思也和當代歷史記憶研究不謀而合，法國歷史學者皮耶．諾哈（Pierre Nora）所主編的巨冊《記憶所繫之處》，就呈現了許多物、場所作為共同體象徵，承載人們共同記憶與認同的例子。

理論上的啟發與實務工作的反思，促使謝仕淵嘗試走出歷史研究的新取徑，他表示我們不能只是全盤接受既有的研究結果，必須不斷對材料與方法作批判，而他採取的方式就是去關注歷史現場的主體，對於官方或文獻的概略性結論：如清代認為已處理好原住民問題、日治時期保甲制度的轉型代表成功吸納社會菁英的力量，謝仕淵經常去問：實際的現實情況是否這麼簡單？所謂處理好、被吸納的這些廣大人群，只是官方政策的被動接受者嗎？借助「物」的田野調查，批判、重新理解與結合文獻，謝仕淵想為聽眾展示歷史研究的另一種可能性，讓歷史不只有骨幹，血肉也更加飽滿充實。

在物的田野中發現鮮活的歷史主體

謝仕淵首先分享了如何透過「物」的田野調查，去理解一位「已經過世五十年」的教育工作者的例子。來自臺南新化的柯家，捐贈了家族三代（包含六位老師）從1910年開始收藏的七千多件物品，這麼豐富的教育私藏文書中包含了家族成員求學的周記、考卷，從事教育工作後的教材、筆記、學生作業，整理的井井有條。

在整理數量龐大的物件時，謝仕淵注意到與一枚「特別」的勳章有關的文件，那枚勳章是柯家已過世的家族長輩柯天送接受日本政府所授予的「勳八等瑞寶章」，表彰他教育服務滿二十年，這枚勳章屬於日本「榮典制度」中最初階的等第，其實在臺灣相對常見，之所以特別是因為柯天送先生對待這枚勳章的方式。從柯家保存下來的文件中，有一篇是柯天送先生親筆抄錄官方提供的〈勳章佩用心得〉，以及曾經掛在家中正廳搭配勳章的獎狀。從家族留下的相片中也可以看到，從他獲得勳章的1940年，一直到他過世前的1970年，柯天送每逢生日都會佩掛。

日本榮典制度的勳八等瑞寶獎章
柯天送戰後仍每年配戴他所獲頒的獎章，也將獎狀高掛家中正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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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物件引起謝仕淵的好奇，對於臺灣歷史有基本理解者都可能會有疑問：在戰後依然張貼、配戴日治時期所授予的勳章，看來是頗為不合時宜的舉動，背後有什麼特別原因？這和戰後生活的變局有什麼關係？謝仕淵從兩方面得到線索，在與捐贈代表柯瑞吉先生（柯天送的兒子）訪談中，他得知柯天送在戰後雖然繼續擔任教育工作，但是要重新學習一門新的語言，對於已近中年曾任校長的柯天送來說並不容易，他只能基於早年接受私塾教育的漢學底子，配合抄寫大量古書來補足語言上的不足。另一方面，在柯家捐贈的其他物件被處置的情況也可以作為對比，戰前掛在家門口的「常用國語家庭牌」、改為日本姓名的戶長牌，在戰後則被束之高閣。

柯天送先生沒有寫下自己為什麼在戰後仍要堅持配戴瑞寶勳章、將獎狀高掛廳堂的理由，但是從他在戰後努力適應語言問題，繼續堅持教育事業，以及為了續任教師、升遷的履歷書上，柯天送也強調自己在教育現場服務多年、為此感到光榮，多少可以理解瑞寶勳章是在戰後制度與環境變遷下，證明他大半生奉獻與經歷的實質物品，以至於他甘冒不韙都要堅持在自己的家裡彰顯這枚勳章，甚至囑咐家人勳章若不是跟他一起入土，要不就是家人必須慎重珍藏。透過這些文件與家人的口述，個人如何去回應國家政策與社會風氣的轉變，變得更為真實而立體。

國家與社會菁英之間：「保甲章」的佩帶與使用的多樣面貌

謝仕淵談到的第二個例子，是關於兩種徽章有關的故事，也就是日治時期的「保正章」與「甲長章」，基於讓保正甲長們協助行政事務、在交通逐漸開通的臺灣方便識別而頒授的徽章。除了透過頒授儀式來強化保正甲長的職責與心態以外，徽章的巨大、樸素，以及官方規定在使用上的諸多限制，包括：僅限執行公務時配戴、配戴於肩膀而非胸口。這些制度上的規定都顯示了日本官方從國家行政立場對於保甲章的定位：非文官體制內、徽章並非「榮典制度」下的表彰，透過「規制化的服裝」形塑保正甲長的特定社會身分。但是被吸納的社會菁英們真的都能接受這樣的規制嗎？

臺南的仕紳們就有所抗拒，提出各種推卸的藉口，比如材質粗糙、太重太大破壞服裝、像小學生等等層出不窮。謝仕淵分析，日本政府所吸納的保正甲長許多本來就是地方菁英，原來就在地方上有人脈與文化資本，並不需要倚靠徽章就能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府城作為長期發展的古都，仕紳要維繫在本有社會脈絡中的形象，保甲章的佩戴、標準化，反而對他們有所限縮。

有人因與形象不符而抗拒，也有人因為誤解而濫用。比如在東北的八斗子，有當地的保正甲長就佩戴起徽章，學著警察那樣訊問他們抓到的竊盜犯，超出原有的職權、「妄作威福」。也有宜蘭頭圍的甲長，在自己娶媳婦的私人場合配戴甲長章，演講後要求眾人呼「甲長萬歲」，不顧官方不得濫用於「姻戚親朋來往」的要求。

相較於過往歷史研究從保甲制度本身著手，謝仕淵透過一個物件的研究，對照了官方運作與地方菁英對待、解讀「保甲章」之間的落差，從一個物件在社會文化體系中的功能與意義著手，看到社會菁英對國家制度的碰撞，讓歷史中真實、有行動能力的人能夠被挖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