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初的一個午後，我們與楊儒賓老師相約在清華大學，為楊老師的出版計劃進行採訪，該出版計畫將包含兩冊，內容包括：晚明與現代性、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1949、台灣的民主工程與儒家的關係。第一冊為《晚明與現代性》（暫訂），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策劃，預計由政大出版社出版（註）。
文：林淑芬（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員、政治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楊儒賓對「中華民國」的詮釋是順著中國現代性而來，其中新儒學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但回顧這段思想之路，他卻坦承，雖然從中學時期受到新儒家的影響，包括心性論、社會哲學，提供不同於以往的一套價值理念，構成其生命的基調，後來與台灣社會的發展產生互動，開始對政治的關懷，便開始思考如何處理政治的問題。大學時代是黨外雜誌的時代，當時去中國化、反中國化的呼聲很高，最喜歡的一套思想與政治關懷之間內部的矛盾性，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對楊儒賓而言，這個過程是緩慢發生的。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從內藤湖南談中國的現代性、丸山真男談日本現代性，島田虔次談晚明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係，老實說，他們對我的影響遠超過新儒家，他們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談中國現代性，那種談法反而更清楚，可以為台灣提供不一樣的視野，對台灣民主自由的現代性也許更能提供保障。在各種交會之下，發現到可以給自己這塊土地一個位置，而我確實是把他們安置到大中國文化的政治潮流之下。」
也許跟我的獨派朋友或自由主義的朋友不一樣。我確實是認為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的關係更密切，我不認為政治這個領域脫離了文化的領域，可以發展得特別好。阿拉伯反民主，因為西方生活與他們的文化傳統衝突太大。然而，新儒家認為民主是儒家必須建構、吸收的，儒家文化傳統內部有這樣一種可能性。
將晚明的台灣與1949的台灣聯結起來，這種聯結意味著什麼呢？
晚明台灣與1949年台灣的連結：扮演批判性的角色
「這兩個歷史事件的相似性，對我而言，最好的解釋就是偶然，但這兩個偶然的聯結對我來說，是很有意思的，使得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有種獨特的聯結以及緊張的關係。此兩者對於大陸政權都是一種反抗的力量，都扮演著批判性的角色，而我認為這種批判性的角色是一種正面的意義…。」
「很多台灣人認為，1949是外來政權，但我從一個更大的視域或文化研究的立場來看，1949年中國國民黨到台灣來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不接受1949共產黨對中國的解釋，這代表一種批判力量，這種批判力量，我認為是對的。」
我是把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理念視為一種更高的精神力量。
「我認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現代性加上西方現代性的一個結合，而就理念上來說，中華民國的出現就在回應從宋代到明代所提出的文化問題，在政治上如何解決。宋代『近世中國說』強調從性善到良知，隱含人人平等的意涵，強調市民社會，但當時的政治無法解決此一問題。中華民國回應了宋代以降文化的要求，不論是孫中山或梁啟超都回應了此一要求。梁啟超的《新民說》與陽明學的『人人心中有良知』結合，意味著人人心中都有獨立的道德判斷標準，一轉就是『主權在民』，每一個人都是政治的主體，從臣民變成了公民，公民的基礎就是每一個人都有獨立行使政治的能力。這樣的概念就是跟性善、良知、人人平等、人人獨立這樣的理念有關，它有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理念。孫中山後來也接受了政治要有道德基礎，要有社會倫理的基礎，所以他一直講說他的政治理念是從堯舜傳統下來。中華民國是回應了早期中國現代性發展的方向，但是對於她的不足之處，他也大方地接受了西方所提供的制度。雖是西方所提供的，但他認為這本來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方面孫中山和梁啟超都接受，梁啟超坦承不一定要君主立憲，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不論君主或民主，重點是要立憲。」
「中華民國」仍在不斷地回應著晚明以來對政治的提問
仔細推敲楊儒賓的論述，或可發現，其文化概念是動態的、辯證的發展過程，然而，或有質疑其為「文化中國」論者，吾人以為，此一質疑是否逕自反映了「文化中國」一詞背後靜態的、本質的文化觀呢？
「我相信你對他們的理解是對的。」楊儒賓如此回應道。
然而，既然「中華民國」是一種更高的精神力量，她仍在不斷地回應著晚明以來對政治的提問，而文化是動態的發展過程，那麼，當我們回到現實的處境來看前述歷史偶然性所造成的傷害，面對既成事實的傷害，和解似乎也必須被納入動態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如何將轉型正義放到這個動態過程中？
對此，楊儒賓表示，轉型正義是正當的，不管藍綠，從1949再往前推到二二八事件中所發生的對法律的蔑視、對人權的戕害，甚至傷害很多人的生命是事實，既然是事實，那麼，就必須要有最基本的彌補原則，這是最起碼的正義的要求。這是合理的且是應該要做的。問題是，要做到什麼程度卻很艱難，恐怕只有宗教可以解決。轉型背後不能沒有正義的概念，但正義的標準要到哪裡？加害者是否全然是加害者？這個還是必須回到事件當時的脈絡來看，確實不太好談。再者，轉型正義到底是採用德國模式，對東德的一切完全否定，還是南非的和解模式，以合乎比例的方式來處理，或者更需要考慮文化的層面。
這場訪談，談的是文化，卻也是政治，或者，對楊儒賓而言，政治始終無法脫離文化，反之亦然。但問題是，如何解決或如何詮釋兩者之間既緊密又緊張的關係？這或許是楊儒賓廢寢忘食、不改其志的初衷所在。
專訪系列文章：
【專訪楊儒賓（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專訪楊儒賓（三）】「中華民國」作為一種批判性的理念
【專訪楊儒賓（四）】儒學民主化在台灣：氣韻背後的政治共感
註：楊儒賓教授於2018年底，應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之邀，以「儒家與當代中國」為題，發表五場講座，講題包括：「當代中國的黎明：資本主義萌芽或近代儒學的轉化」、「情歸何處：回到晚明的思考」、「明鄭亡後無中國：天下意識下的台灣」、「無明的野火：文學革命為何走向了革命文學」、「1949的民主建國論：兩種中國的道路」。 講座內容：政治大學華人文化講座／儒家與當代中國 漢學虛擬學院線上課程
攝影：余冠樺
編輯：劉達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