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楊儒賓(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 :在文化與政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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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初的一個午後,我們與楊儒賓老師相約在清華大學,為楊老師的出版計劃進行採訪,該出版計畫將包含兩冊,內容包括:晚明與現代性、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1949、台灣的民主工程與儒家的關係。第一冊為《晚明與現代性》(暫訂),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策劃,預計由政大出版社出版(註)。

文:林淑芬(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員、政治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楊儒賓對「中華民國」的詮釋是順著中國現代性而來,其中新儒學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但回顧這段思想之路,他卻坦承,雖然從中學時期受到新儒家的影響,包括心性論、社會哲學,提供不同於以往的一套價值理念,構成其生命的基調,後來與台灣社會的發展產生互動,開始對政治的關懷,便開始思考如何處理政治的問題。大學時代是黨外雜誌的時代,當時去中國化、反中國化的呼聲很高,最喜歡的一套思想與政治關懷之間內部的矛盾性,這個問題該如何解決?對楊儒賓而言,這個過程是緩慢發生的。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是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從內藤湖南談中國的現代性、丸山真男談日本現代性,島田虔次談晚明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關係,老實說,他們對我的影響遠超過新儒家,他們是在不同的背景下談中國現代性,那種談法反而更清楚,可以為台灣提供不一樣的視野,對台灣民主自由的現代性也許更能提供保障。在各種交會之下,發現到可以給自己這塊土地一個位置,而我確實是把他們安置到大中國文化的政治潮流之下。

也許跟我的獨派朋友或自由主義的朋友不一樣。我確實是認為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的關係更密切,我不認為政治這個領域脫離了文化的領域,可以發展得特別好。阿拉伯反民主,因為西方生活與他們的文化傳統衝突太大。然而,新儒家認為民主是儒家必須建構、吸收的,儒家文化傳統內部有這樣一種可能性。

將晚明的台灣與1949的台灣聯結起來,這種聯結意味著什麼呢?

晚明台灣與1949年台灣的連結:扮演批判性的角色

「這兩個歷史事件的相似性,對我而言,最好的解釋就是偶然,但這兩個偶然的聯結對我來說,是很有意思的,使得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有種獨特的聯結以及緊張的關係。此兩者對於大陸政權都是一種反抗的力量,都扮演著批判性的角色,而我認為這種批判性的角色是一種正面的意義…。

「很多台灣人認為,1949是外來政權,但我從一個更大的視域或文化研究的立場來看,1949年中國國民黨到台灣來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不接受1949共產黨對中國的解釋,這代表一種批判力量,這種批判力量,我認為是對的。」

我是把台灣的中華民國的理念視為一種更高的精神力量。

「我認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現代性加上西方現代性的一個結合,而就理念上來說,中華民國的出現就在回應從宋代到明代所提出的文化問題,在政治上如何解決。宋代『近世中國說』強調從性善到良知,隱含人人平等的意涵,強調市民社會,但當時的政治無法解決此一問題。中華民國回應了宋代以降文化的要求,不論是孫中山或梁啟超都回應了此一要求。梁啟超的《新民說》與陽明學的『人人心中有良知』結合,意味著人人心中都有獨立的道德判斷標準,一轉就是『主權在民』,每一個人都是政治的主體,從臣民變成了公民,公民的基礎就是每一個人都有獨立行使政治的能力。這樣的概念就是跟性善、良知、人人平等、人人獨立這樣的理念有關,它有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理念。孫中山後來也接受了政治要有道德基礎,要有社會倫理的基礎,所以他一直講說他的政治理念是從堯舜傳統下來。中華民國是回應了早期中國現代性發展的方向,但是對於她的不足之處,他也大方地接受了西方所提供的制度。雖是西方所提供的,但他認為這本來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方面孫中山和梁啟超都接受,梁啟超坦承不一定要君主立憲,他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不論君主或民主,重點是要立憲。」

「中華民國」仍在不斷地回應著晚明以來對政治的提問

仔細推敲楊儒賓的論述,或可發現,其文化概念是動態的、辯證的發展過程,然而,或有質疑其為「文化中國」論者,吾人以為,此一質疑是否逕自反映了「文化中國」一詞背後靜態的、本質的文化觀呢?

「我相信你對他們的理解是對的。」楊儒賓如此回應道。

然而,既然「中華民國」是一種更高的精神力量,她仍在不斷地回應著晚明以來對政治的提問,而文化是動態的發展過程,那麼,當我們回到現實的處境來看前述歷史偶然性所造成的傷害,面對既成事實的傷害,和解似乎也必須被納入動態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如何將轉型正義放到這個動態過程中?

對此,楊儒賓表示,轉型正義是正當的,不管藍綠,從1949再往前推到二二八事件中所發生的對法律的蔑視、對人權的戕害,甚至傷害很多人的生命是事實,既然是事實,那麼,就必須要有最基本的彌補原則,這是最起碼的正義的要求。這是合理的且是應該要做的。問題是,要做到什麼程度卻很艱難,恐怕只有宗教可以解決。轉型背後不能沒有正義的概念,但正義的標準要到哪裡?加害者是否全然是加害者?這個還是必須回到事件當時的脈絡來看,確實不太好談。再者,轉型正義到底是採用德國模式,對東德的一切完全否定,還是南非的和解模式,以合乎比例的方式來處理,或者更需要考慮文化的層面。

這場訪談,談的是文化,卻也是政治,或者,對楊儒賓而言,政治始終無法脫離文化,反之亦然。但問題是,如何解決或如何詮釋兩者之間既緊密又緊張的關係?這或許是楊儒賓廢寢忘食、不改其志的初衷所在。

楊儒賓老師、本中心博士級研究員林淑芬(右一)、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級研究員李雨鍾(左一)與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梁靧(左二)

專訪系列文章:
【專訪楊儒賓(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專訪楊儒賓(三)】「中華民國」作為一種批判性的理念
【專訪楊儒賓(四)】儒學民主化在台灣:氣韻背後的政治共感


註:楊儒賓教授於2018年底,應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之邀,以「儒家與當代中國」為題,發表五場講座,講題包括:「當代中國的黎明:資本主義萌芽或近代儒學的轉化」、「情歸何處:回到晚明的思考」、「明鄭亡後無中國:天下意識下的台灣」、「無明的野火:文學革命為何走向了革命文學」、「1949的民主建國論:兩種中國的道路」。 
講座內容:政治大學華人文化講座/儒家與當代中國  漢學虛擬學院線上課程

攝影:余冠樺
編輯: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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