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對立經常是預設的、常識性的框架，無論是性別、進步／落後、中心與邊陲經常是我們習而不察理解世界的預設。如前篇所提，酷兒理論設法突破二元，呈現現代性的流動與生成特性。「去殖民」似乎也有類似的企圖，但是 如果透過「華語語系」更細緻去看，比如滿州文學與小說《繁花》的多語語境、權力角力，或許能對理解權力和歷史有不同的啟發與可能性，也能透過這一視角更深入日常的歧異與多元。
【編按】本文內容來自《時差 in-betweenness》播客第九期，文字版由《端傳媒》刊行。《時差》及《端傳媒》授權C-Culture Zine轉載該期節目文字版。
主持人：
郭婷 (Guo Ting) 香港大學性别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
對談人：
姜學豪 (Howard Chiang)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歷史系副教授
謝瓊 (Miya Xie Qiong) 達特茅斯學院 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助理教授
岑學敏 (Desmond Sham)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文化研究助理教授
「邊陲」不邊陲？
時差：謝謝Howard帶來的分析。剛剛我們說到，如果我們認同現代性其實是動態生成的，是一個不斷轉變、不斷生成的歷史過程的話，那麼這種觀點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很多問題和身份。Howard的研究是和科學史、科技與社會研究（STS研究）相關；他剛剛也提到我們通常會用二元的方式去看待或者給很多問題下定論，包括性向（男或女），或是所謂的異性戀霸權等等。通常我們也都是用二元的方式來看待歷史和現代性，用先進或者落後的方式來看待這些問題。就像最近大家在討論的一個問題：我們在歷史課本裏面學到的是「落後就要捱打」、「師夷長技以制夷」或者是「西方列強」。我們需要學習的是像他們一樣強，這樣我們可以去打他人，這種想法還是非常二元的，非常敵我的一種看法。
但如果我們通過這種酷兒式的，或者通過華語語系帶來的一些思考，可以把這些概念模糊化，或者把這些概念看成一個複雜的生成過程，而不是用簡單的「敵我二元」或是「進步落後」的觀念去看待這些問題。這樣的視角下，我們也不會覺得自己是進步的，東南亞或者非洲是落後的；美洲是落後的，而西方是進步的，我們也不會再用二元的方式去看待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世界。
另外大家也提到了，華語語系提供了一個橫向比較的視角，在橫向比較中可以帶來很多新的可能性，新的團結力量。比如之前的MeToo運動中，女性朋友會覺得她們可以通過自身的性別去理解其他女性的經歷，產生團結的力量。那麼，我們和其他人之間的團結之力的建立點又會是什麼呢？如果我們都退一步來思考的話，一些弱勢群體、邊陲邊疆也許可以建立它們的團結性，當然這也是要從建立小的團結開始。那謝瓊剛才也提到了滿洲或是東北，這是另外一種邊陲，但其實也是另外一種中心。對你來說，你覺得怎樣從這裏面來看待華語語系？或者說在你的研究裏面，你怎麼看這些概念？
跳脫二元的連接點和流動站
謝瓊：大家的討論給了我很多啟發。剛才提到王德威對華語系有不同的看法，那包括我自己還有耶魯大學的石靜遠教授都認為華語語系也包括中國大陸的文學，它具有一種非常包容的多樣性。因為有華語語系這個框架，所以中國大陸的文學可以被相對化，而沒有成為一個絕對的權力中心。
概念是被用於研究的；在不同的研究上，不同的概念可能會具有不同的有效性。對我來說，滿洲在1945年以前不是一個後殖民的空間，它的邊境還是處在非常劇烈的變動和形成的過程中，另外它當時被日本殖民。舉一個比較典型的華語語系的例子：當時在滿洲國寫作的作家可能會用帶有日文色彩的中文寫作，這符合了華語系的經典定義。
但是像東北作家群：蕭紅、端木蕻良。比如蕭紅的《生死場》的前兩章是在滿洲國寫的，也是在滿洲國發表的，那兩章非常長，成為了《生死場》的開頭。後來《生死場》整個作品在上海發表，這部作品也進入了無數的教科書裏。但是如果我們重新回到它的前兩章在滿洲國發表的語境裏，我會認為它其中很多文體的選擇、結構的選擇是和殖民環境有關的。而且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帶有反抗性的作品，因為你要在滿洲國寫作和發表，你的作品不可能特別具有反抗性，它是被殖民環境所設定或者說所限定的。這兩章最後成了《生死場》的開頭，而《生死場》的整個故事大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在日本統治之前，一部分是在日本統治之後。在日本統治之前整個的文體風格，還有主題都受到了前兩章的限制。
蕭紅在滿洲國討論文學的空間裏也都有提及，也就是說《生死場》開始的部分，是可以從滿洲國多語言的文學的角度來被討論的。雖然滿洲國是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區域，但滿洲國是允許多語言文學的。那在這個意義上，蕭紅的《生死場》是最經典的中文寫作。你很難說它在語言上是或者不是華語語系文學，但是它的語境不同於在北京、上海所寫出來的作品，它的權力結構也不同於華語語系的中心和邊緣問題。因為華語語系和例如法語語系的一個區別是，法國殖民了很多國家，而中國是被別的國家殖民了。
在我的例子裏，蕭紅的作品是在一個被殖民的環境下產生的；但又被中國的國族文學史收編，所以這個權力關係比我們想像得更復雜，突破了二元的關係。在我的書裏，我也不把滿洲邊疆作為某一個中心的對應。因為一個邊疆，即使它是一個反抗型的邊疆，它仍然處在一個「中心與邊疆」的二元關係裏。但是我觀察到的不完全是這樣，在滿洲空間裏，以蕭紅剛才的例子來說，是日本殖民結構的限定進入了中國文學史最經典作品的文本裏面。其實日文，中文，韓文之間都存在著流動性。最後邊疆成為了一個連接點和流動站，這些不同的地區成員之間的政治意識、文體風格都通過邊疆，流動到不同的中心去，這裏不存在一對一的中心和邊緣的二元關係。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包容性更強的華語語系概念更適用於我的研究。或者說我的研究在這一點上跟華語語系進行了接軌。
最後我想談一下團結性。剛才你說的團結性，我也特別有同感。在這個空間裏，所謂的團結性不是邊緣的團結性，不是兩個邊緣團結起來反抗一個中心，這個團結性恰恰體現在滿洲是一個爭奪的空間。包括日本當時進行殖民，蕭紅寫《生死場》，它也有一個對抗殖民的維度在裏面。它是一個既互相爭奪，又互相限定，又互相成就的空間。這個團結性可能不是一個主動生成的意識，而是你在對抗的過程中，彼此生成了彼此某一些內核的關係。
時差：說得太好了。如果我們用對抗來「去殖民」，那麼我們依然還停留在一個二元性的權力關係中。你剛才提出的是一個彼此生成的、多元的、不斷商榷的流動關係，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式，本身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框架。
當《繁花》這樣用吳語結合普通話、結合官話寫作的小說出來之後，包括王家衞翻拍後，我們站在華語語系的角度會覺得這展現了語言的一種可能性。但其實在這個語言的可能性中，也展現了當時非常複雜的歷史。不同的權力在一個權力場域內彼此生成、彼此調和，產生了非常複雜的關係，這可能也會對我們重新思考很多歷史語境帶來啟發。
我再問一個比較暴力的問題，之後大家如果在clubhouse或者是在其他日常的場合下，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指代「華人」？我們今天會用怎樣的方式，去更好地指代這些非常複雜的空間、人以及語言？我們做播客，也是想和大家有互動和聯繫，我們自己在聽一些比較具有專業性的討論時，也會想在自己的生活中如何能夠應用。另外，如果大家覺得華語語系這個概念翻譯得不好，那麼什麼樣的翻譯會更好？如果贊同華語語系這個概念，那麼我們又應該如何應用這個概念？
譯中有異，開拓邊界
謝瓊：我覺得由於完美的翻譯並不存在，那華語語系就成為了次完美的一個名稱。如果是英文的話，有時候我會用Chineseness。但是我始終不知道這個詞中文該怎麼翻譯，因為如果翻譯成中國性，好像就完全是另一種感覺了。我也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姜學豪：其實我也沒有一個答案，但是我倒是觀察到一個蠻有趣的現象，我剛剛在聽謝瓊討論說如何去定義滿洲文學、它的邊界還有流動性的時候，讓我覺得這是我們做學術的日常生活。我不是做文學研究的，但是我想對於做文學研究的人來說，不管你是做哪個國家或哪個文化，對於語境、權威的解構，文化場域裏面所生產的文學都是需要處理的問題。
對我來講，如果華語語系研究如果想要處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我也會覺得說這些問題在華語語系研之前就已經被處理了。比如新清史早在華語語系研究之前就存在，如果要把新清史帶進華語語系研究的話，那它的用意在哪裏？這或許是可以商量的。我想雖然我們做不同領域的學術，但是有很多問題是我們都會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華語語系研究帶出來的問題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最後再回到酷兒的例子，我之前跟一些朋友吃飯，有人問：「你覺得現在會不會有人說我是一個說華語的人（ I’m a Sinophone person. Sinophone identity）？會不會有人將華語語系作為身份認同？」因為我是做酷兒華語語系研究的，但當我把這「酷兒與身份」兩個詞放在一起的時候，它們之間好像又有點不平衡，因為畢竟一個比較舊，一個比較新。但是說實話這個新詞的爭議程度很高，酷兒這個詞是不是一個恰當的身份認同標籤，這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備受爭議的。有些人要自稱為拉拉，有些人認為同志跟酷兒是完全不相干的，有些人覺得跨性別是完全被酷兒排擠在外的。當我們把討論放到華語研究上面，我覺得可能在日常生活上面，大家對這個標籤的認同的程度也並不一樣。現在有沒有人會說我是說華語的人，這個標籤跟其他諸如華僑等等的標籤都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應用上這些標籤的方式還是不一樣的。
岑學敏：我還是想把華語跟華人拆分開。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比如我現在教的項目裏面有選擇用華文作為學術語言的韓國學生跟越南學生。把語言放在前面，還是把族群放在前面，這個選擇會很不一樣。因為我的研究還是以後殖民為主，所以我反而想要關注的是華語語系帶來的一些能量如何使得之前沒有得到關注的後殖民研究的邊緣地區，比如東亞東南亞，在橫向連接之中建立起相關的研究。此外，我選擇華文文學而非中文文學進行研究的原因是，中文文學很容易被認為是「在中國的文學」，而華文文學避免了這種誤解。
時差：之所以問這個問題（一是我們自己的播客，也是從youngish Chinese scholars改成了youngish Sinophone scholars，華語語系的概念為我們自己尋找身份帶來了可能性），一是因為遇到使用上的情況。比如我們之前請到過北京的淡豹、台灣的塗豐恩一起對話。聽眾就說這有點像懷舊的兩岸三地式的討論，我覺得大家其實很想用一些新的概念去指代這種對話，但是我們目前還沒有新的語言。
另外，之前有聽眾反饋說我們的普通話不標準，聽得很難受，但這種思維其實就是華語語系想要指出的一種慣性思維，什麼才是標準的中文呢？華語內部本身有不同的語言和口音，而沒有所謂標準的中文或者是單一性的概念，這本身也是非常有趣的。
現在有更多的社交媒體、學界和媒體都嘗試和日常生活進行互動，互相生成。大家也在幫助我們尋找新的語言，去尋找新的對話的可能性。比如說clubhouse的出現，證明大家有非常多的對話的需求。但是因為過去對話的不可能，所以導致我們的語言是有限的。所以我覺得華語語系，華語這個概念提供了很多新的可能性。華語這個概念或許能夠包容不同的多樣、多元和可能性，為我們提供新的希望。
相關研究作品： ● Ang, I.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Chun, A.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boundary 2. Vol. 23, No. 2 (Summer, 1996), pp. 111-138/陳奕麟，〈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3（1999.03），頁103-131。 ● Lionnet, F & Shu-mei Shih (Eds.). (2005). Minor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hih, SM,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Eds.). (2013).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u-mei Shih (2007),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史書美著，蔡建鑫校訂，楊華慶譯，《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2013。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2017。 ● 王德威、史書美、李育霖、姜學豪、孫鬆榮、陳榮強、黃亞歷、黃淑嫻、楊翠、羅鵬，《華語語系十講》Ten Lectures on Sinophone Studies，台北：聯經，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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