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初的一個午後，我們與楊儒賓老師相約在清華大學，為楊老師的出版計劃進行採訪，該出版計畫將包含兩冊，內容包括：晚明與現代性、中華民國、辛亥革命、五四運動、1949、台灣的民主工程與儒家的關係。第一冊為《晚明與現代性》（暫訂），由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策劃，預計由政大出版社出版（註）。
2015年楊儒賓出版了《1949禮讚》，從歷史事實的角度，說明1949年開始，中國渡台學者對於台灣民主化的貢獻。這當中「在台新儒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楊儒賓稱之為「具有抗議的民主性格」、具有「頑強的草根性」又有「很大的開放性」 。新儒家於上個世紀在台灣時，左批共產黨專制極權，右批國民黨黨國專政，提倡儒學「民主開出論」。[1] 2018年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邀請楊儒賓教授進行「儒家與當代中國」系列演講時，他說：「對於新儒家來說，1996年中華民國實現總統普選，就是他們的一個理想實踐。」從今日台灣的民主進行回顧，筆者認為，台灣極具相互批判又強調多元包容的民主社會，實在是像極了楊儒賓筆下所描述的新儒家性格。
文：梁靧（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 博士生）
直承晚明儒學：一個與台灣連繫的現代性探詢
對楊儒賓來說，「中華民國」的普選實現，是我們對於民主化與現代性的解答。他認為這可以上溯到晚明儒家對於暴政的反思。他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很大的長處，但是也有很大的弱點，就是它在制度上一直沒有辦法解決專制政權的問題。」他認為從儒家「心性論」的角度來看，心性論的「民主開出說」當中有一種具有超越而內在的自由主體，它意味著新的物論的興起以及民主的醞釀。而民主制度的要求，以晚明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唐甄的《潛書》作為代表。楊儒賓說到：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原臣〉談的是政治體制的問題，〈原法〉牽涉到法律的問題，更高一層就是憲法的問題，〈學校〉則扮演類似議會的功能，這裡談的是立法和監察的問題，我認為他是把中國傳統政治的問題都提出來。」
楊儒賓將晚明作為現代性的起源，這是一個蠻特殊的觀點。這不同於中國大陸左派學者汪暉，援引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將現代性起源定位在北宋；這也不同於中國大陸新儒家學者蔣慶所呼籲的「回到康有為」，將現代性起源定位在晚清。
楊儒賓認為晚明最後的承繼，在於台灣的明鄭政權。他談到明鄭二、三十年在台的歷史價值，並不只是意在「保明」，而更是意在「保天下」。明鄭的天下意識，一方面作為漢文化延續的文化總體，一方面又帶有轉化為現代性的內涵存在。「舉凡政權合法性、法令的客觀性、道統與政統在根源性上的分權、中央與地方在制度性上的分權、物的反思、新的主體範式等問題，均在明末出現曙光，然而異族的征服，卻摧毀了敏感的現代性內容。」
在「儒家與當代中國」系列演講時，筆者曾問及楊儒賓對於「大陸新儒家」（與港、臺新儒家有別）的看法。「大陸新儒家」提倡回到晚清公羊學「託古改制」的氛圍下，我們看到中國大陸所提及的「儒學民主化」多半是一種典章制度上的改革，比如說民主制度並不全盤承接西方，在民選的下議院之上，設立一個具有儒學特色的上議院，以四書五經等科舉考試、或儒家菁英社群內部推舉作為參選資格。上議院可否決下議院的民意主張。在大陸新儒家的觀點裡，臺灣新儒家的「民主開出說」只是一種儒學保守主義、只是保守地跟隨在西方價值之後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啦啦隊」而已，缺乏積極的制度變革。
對此，楊儒賓強調台灣新儒家的心性論主張，他認為從台灣新儒家的觀點來看，有清一代兩百年的儒學因為缺乏心性論，顯得並不具有價值，也鮮少被提及，這是他不認同「大陸新儒家」的主因。他認為心性論在1949年之後，於中華民國的民主實踐上具有很重要的思想史意義，這不單單只是典章制度上的問題，文化風土的基磐也是指導民主運作的原則。很顯然地，對於楊儒賓而言，雖然民主作為制度，必有其體制上的存在，但儒學民主化的重點並不是只從制度上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如何支撐制度的存續。
從晚明到1949：一個正視新儒家在台的現代化過程
在訪談時，楊儒賓數次提及他與「自由主義、獨派的朋友」在台灣民主化與現代化的認識差異很大。他雖然不認同國民黨的史觀，但也不將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視為只是現代化的絆腳石。他說：「1949不完全是只有災難，它為台灣帶來了極大的文化資源。」
「我覺得正是1949的那樣一個偶然，台灣史才會出現那樣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大量的文化資源流注在台灣，把台灣開始放在一個國家與文化的高度，透過這樣的歷史撞擊，使台灣人開始從不同的視野去看待問題。」
在楊儒賓的現代化論述裡，在西方思潮以外，儒學扮演了很特殊的位置。1949年的渡台學者是歷經五四運動洗禮的，五四運動的特點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新的主體性呈現」，這種新的主體性「強調人的個性的自由、強調男女情欲的價值、強調從封建倫理之網脫身的解放」，楊儒賓認為這與晚明思潮的演變，有著密切相關，更尤其是晚明儒學突出「情」的概念，將個體自由與男女私情視為是良知在新的歷史情境下的表現，對五四運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楊儒賓強調五四運動並不是只有全盤西化下的科學、民主、自由，新儒家的牟宗三當時也身處在五四運動的北京大學裡，「新儒家也是五四之子」，只是「一個五四，兩個路線」，一個現代性起源是西方的、一個現代性起源是中國的。楊儒賓說：
從我的觀點來看，「中華民國」就是中國現代性和西方現代性所混合的產物」，這個產物雖然在100多年前出現，但我不認為當時它的理念有什麼問題。
楊儒賓正視台灣現代性起源，除了西方現代性之外，還有中國現代性的參雜。這難免迥異於部分獨派人士企圖只以本土化路線所進行的現代性建構，對此，楊儒賓說：「台灣從明鄭以來，我並不相信台灣有哪個時期的發展，是只在台灣內部產生。」他更積極地建議說：「在文化上如何與中國脫鉤，這是一個很不切實際的想法。反而應該要是透過一種互動，取得到更好的發言位置，以尋找對台灣最有利的可能性。」
對於為何不將民主化與現代化的起源全歸諸於西方，楊儒賓在系列演講與《1949禮讚》曾數次提及，我們面對現代性問題必須自問：這是「誰的現代性」？這是「什麼樣的現代性」？關於這樣的自問，他在書中說：
如果現代性只有歐洲一種，其他世界全扁平化了，那麼，這樣的趨勢會帶來如下的問題：歐洲會缺少一塊足以對照、反省的參照者，它無法校正它自己的現代性之盲點或流弊 。[2]
這一段話，或許就回答了儒學之於民主化、現代化的參與意義。我們在問及這是「誰的現代性」的同時，我們所希望的是保留更多元的發聲在台灣的公民社會，至此，我們也不能免除儒學的參與。
氣韻生動下的多元民主
在歷經一整個下午的訪談裡，筆者注意到楊儒賓教授在訪談時很有趣的態度。在面對筆者試圖以不同的台灣史與台灣民主化立場質疑時，楊儒賓教授時常先是抱持著理解的態度，重新描述他所理解這些立場背後的成因與情懷，並表達對於不同論述的建構者在努力上的肯定，隨即便又自嘲說：「這我好像又沒回答到你的問題。」又才開始闡述他自己的觀點。
他數次提及台灣這塊土地上，我們所擁有可貴的言論自由以及人們對於歷史經驗的多元性，他肯定其他立場都是其來有自、各有各的存在價值。彷彿他之所以違反主流政治下藍綠兩黨的史觀，以從獨特的視角去強調晚明的現代性起源以及1949的文化意義，這當中有一份呈顯台灣多元與豐富之處的心意存在。這不免讓我想起楊儒賓在學術上所闡發的「形氣主體」精神：在一氣流轉的變化之中，人的主體總是在氣化流動中不斷躍出，使得我們保持著豐富與多元的面貌，又同時因為氣的同情共感而使我們得以理解不同的他者 。[3]
在訪談時，我們一行人開了楊儒賓玩笑說：「楊老師的論述裡充滿著黑格爾式歷史哲學的味道。」楊儒賓教授對此並未否認。或許筆者在最後對於儒家現代化的這一場接力賽可以有如下遐想。
從歷史辯證的角度來說，宋明新儒家歷經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晚明氣學等不同的歷史階段。如果說，對應於當代，從馮友蘭的新理學、到在台新儒家以心學為主的論述。楊儒賓教授承繼晚明，並將氣論引入現代化的基礎，這恰好猶如晚明劉宗周氣學做為宋明理學之殿軍一樣。這接續了在台新儒家在1996年民主普選之後的下一個時代關懷：進入民主開放之後，我們如何在公民社會之中，彼此保有不同的差異性卻又彼此能相互溝通理解。
對照近年的世代對立、性別平權、同婚爭議、南北差異、課綱問題等公民議題，輿論中常充斥著無法互通的差異與割裂之其中。或許氣韻背後的政治共感，正是楊儒賓教授所試圖帶領我們回歸現代性去重新省思的問題。
專訪系列文章：
【專訪楊儒賓（一）】「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在過去與未來之間
【專訪楊儒賓（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實踐 ：在文化與政治之間
【專訪楊儒賓（三）】「中華民國」作為一種批判性的理念
[1] 楊儒賓：《1949禮讚》。臺北：聯經，2015年，頁205-206。 [2] 楊儒賓：《1949禮讚》。臺北：聯經，2015年，頁177。 [3] 楊儒賓：〈遊之主體〉，收錄在，頁12、21。 註：楊儒賓教授於2018年底，應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之邀，以「儒家與當代中國」為題，發表五場講座，講題包括：「當代中國的黎明：資本主義萌芽或近代儒學的轉化」、「情歸何處：回到晚明的思考」、「明鄭亡後無中國：天下意識下的台灣」、「無明的野火：文學革命為何走向了革命文學」、「1949的民主建國論：兩種中國的道路」。 講座內容：政治大學華人文化講座／儒家與當代中國 漢學虛擬學院線上課程
攝影：余冠樺
編輯：林雅雯、劉達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