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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余英時】文化中國（上）：沒有鄉愁的鄉愁開創精神家園

2021-09-27

「『我在哪裡大陸就在哪裡』，他的沒有鄉愁、他這位文化人為我們這些多年來帶著鄉愁尋找精神家園的人，開創了一個精神家園。另外他也一直在陪伴我們，是我們的同行者……所有在權力的邊緣，或者是這麼多年堅持堅守一些價值的人心目中，余先生就像在黑暗裡面的一顆星星……我們覺得孤獨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余先生是在那裡，他是明白的。」

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生命、思想與著述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以論壇第二場次【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延伸對文化中國的當前思索。（本文摘錄論壇圖文內容獲聯經授權。）

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輝映著逃離納粹的德國作家托瑪斯．曼（Thomas Mann）的名言「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裡」，拒絕再踏上中國故土的余英時也曾向記者說出「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這句話之所以引起注目，正因其代表的並不僅是他個人的生命遭遇與公共實踐態度。當代的非西方世界，仍舊在西方政治、經濟乃至文化興起與主宰全球的影子下，試著重新認識自己、發現自身文化的價值。數代的華人知識份子，也以他們的生命在探問這一問題，若非從這樣的時代背景與探索自身文化主體性的脈絡下，我們或許就難以理解余英時這句沒有鄉愁的鄉愁。

余英時口中跳脫地域、疆界與政治的「中國」，很顯然是文化上與精神性的。然而，思想與文化能否和社會、政治條件分開？探究文化傳統要怎麼調和現實關懷？對自身文化獨特性的探索，會不會與文化中心或民族主義相互牽引、形變？華人文化要如何回應西方價值體系，釐清他者與自我？種種問題顯然是這百多年來華人知識份子的關注議題，但也是中國政治經濟崛起後，與華人文化有所聯繫的人們所不能自外的當前課題。而這些問題在余英時先生畢生的治學與公共參與中，尤其是他對於「文化中國」的思索中，似乎早有指引。

本月由聯經出版所主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其中的第二場【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題，追念、回應與闡發余英時一生所關注的中國歷史與其當代現實處境。關注六四歷史的香港中文大學何曉清教授從個人的相遇，引出余英時的「精神鄉愁」和對傳統的批判性承繼。參與創辦《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的陳方正教授，則剖析1950年代的香港處境如何形塑了余英時一生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的關懷基調。從西方政治哲學重構儒家政治思想的香港大學陳祖為教授，則透過閱讀余英時的文章重構其對於儒家現代實踐與政治自由的兼容思想。曾旅居訪學多地的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從他與余英時多年的深入交談中，以「貫通」為主題綜合了余英時的研究取徑與核心關懷，並由此提點余英時口中的中國究竟謂何。

論壇講者在空間與經歷上的多元，反映了余英時畢生關懷的廣博，也突顯了華人世界紛雜多元的當代處境，從余英時此身所立的中國出發，華人文化群體該如何自處？走向何處？一條細膩、艱辛的路徑似乎仍在，本文整理與節錄該場論壇的發言內容，透過記錄將余英時的貫通精神與實踐，傳遞下去。

何曉清：余英時的思想精神照亮我們的道

何曉清在論壇的引言中談到，余英時的關懷從不侷限於單一地域，雖然畢生研究中國的過去，但其人文關懷是普世性的。也因此余英時並沒有那種中心化的鄉愁，他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建立起中國文化的家園，何曉清說：

「『我在哪裡，大陸就在哪裡』，他的沒有鄉愁、他這位文化人為我們這些多年來帶著鄉愁尋找精神家園的人，開創了一個精神家園。另外他也一直在陪伴我們，是我們的同行者。」

「所有在權力的邊緣，或者是這麼多年堅持堅守一些價值的人心目中，余先生就像在黑暗裡面的一顆星星。或者我們孤獨的時候、與權力不相容，還是在後真相時代的民粹、民族主義當中掙扎，覺得孤獨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余先生是在那裡，他是明白的。」

何曉清談到余英時對權力邊緣者與後輩的提攜，源於他自己的生命經歷，在時代的變動中思想與生命的偶然更加密切相關，他也因此知道在艱困的處境中追尋理想之不易：

「我想這些（幫助）等等，是因為他都很明白，我們處在非常困難的時候，要堅守一些東西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希望幫助我們去安身立命，然後才可以來做我們希望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有朋友說余先生是他的再世父母。我想說對我來說，余先生不僅僅教了我很多的學問，他還教會我怎麼樣去做一個人、去做一個知識人，去守住我們要守的道。」

余英時所堅持作為一個知識人要守住的精神之道，與他那面向世界但又回顧過去，挖掘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體系息息相關。然而，誠如何曉清所言，要理解這樣的道、理解余英時所開出的精神家園，並不只是思想史的問題，而已經跨入生命史的範疇。就如同余英時生命中的偶然——欲北返復學的火車故障將他又重新帶回香港，無數歷史上的知識人所堅持的價值，也是這樣伴隨著他們生命中的偶然、與時代下的趨勢共同脈動著。

陳方正：余英時的兩個世界

與余英時交往多年的陳方正教授，回顧了那孕育余英時人生態度的1950年代。他借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來說明余英時自己的兩個世界：「學術研究的歷史中國」與「振筆批判的當代現實」。這兩個世界成為其安身立命之所。而陳方正認為，1950年代的香港從三個方面形塑了這兩個世界：在彼處，余英時獲得家庭的支持、受教於錢穆，並且透過辦刊物接觸新思想、參與公共討論。

同時，香港1950年代的複雜處境也影響著青年余英時。經濟上，湧入大量難民的香港益發拮据。而三方面的政治勢力也影響著香港，「新中國」為了貿易保持香港的現狀，但也試圖發展左派與愛國思想；台灣則影響著流亡的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除了支持報刊以外也透過特務試圖挑動反共情緒；此外最大的影響勢力就是美國，尤其是其文化策略，美國隊於教育和出版的大力贊助，使得艱苦的香港知識份子仍能保持蓬勃發展。無論是余英時所從學的教育機構，或是他參與、交流的文藝與學術刊物，背後都有著美國文化策略的影子。

「中國歷史研究的世界是在新亞書院以內，在錢夫子的循循善誘之下形成的。當然，中國評論的世界，就是通過他自己的學習探索，以及社會上和他所謂的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彙聚而成的社群的碰撞，相互激發而形成。前者是學術性、思辨性，後者是社會性、活動性，而且兩者是互補，又互相促進。」

陳方正認為，余英時在1950年代的香港形成了他對傳統中國的熱愛，但又堅守自由主義的精神，其歷史研究經常走在前緣，創造新的視域；而堅守自由民主價值的情感、返鄉時親見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摧毀、六四引來更深的悲憤，乃至有感於當代中國知識人的邊緣化，也使得他對於當代中國的現實批判更加尖銳，而可能忽略了西方民主的當代危機。

陳祖為：儒學的現代命運

與陳方正的角度略有不同，陳祖為以文化中國核心的儒學與現代社會調和的問題，向余英時發問，而他從余英時的著作中所讀出的答案，是與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的開放、多元與平等價值平衡的儒家實踐。陳方正談到余英時在談儒學所面對的現代處境時，首先指出：儒家作為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系統，在傳統上儒家對人間秩序全面性的安排，即所謂「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在現代已然崩潰。

面對如今已成遊魂的儒家，要「招魂」、要讓仍能作為世人指引的價值發揮影響力，重回由上而下的政治建制力量，已然不可能；必須轉化「內聖外王」的傳統，修身、修心以感召他人。陳祖為指出，余英時的看法是：現代西方對中國的挑戰，並非形而上或精神上的，而是對制度與實踐的挑戰。他談到：

「在中國、在華人社會、在臺灣、香港，現在的儒學的影響是非常小，他（余英時）說，儒家的道德意識，最後的藏身之地只是人民的自體記憶。而這個資源，已經被快速、大量地消耗了。」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新的人師建立新的身教，既涵容了西方所提倡的自由與平等，也同時重視儒家傳統的尊師重道、提饋後輩。余英時即是以此身體力行的典範。

由此延伸，陳祖為認為在當代的政治哲學對政府功能的爭論中，余英時應該會在「採取中立政府主張的自由主義」與「儒家價值的實踐」之間尋求平衡，反對對人們做建制化的全面安排；但又會在個人修身的實踐過程中，在開放平等的公共領域中提出批判與建言。如在經濟、政治體制與孝道之間尋求平衡時，更積極地參與改革。

對現代處境與儒家價值體系之間平衡問題的彈性觀點，也反映出余英時作為史學家在文化上的非本質主義。陳祖為道：「要學余先生，從一個寬闊的歷史的角度來說，余先生一直去表示儒學在歷史中是變遷的一個傳統。他說在制度設計方面，儒學展示出一個富有靈活跟彈性。」如余英時曾提及：宋朝時知識分子地位高，對於制度的看法是「得君行道」，透過明君去實現儒家的理想價值精神；而到了明朝，則轉向影響大眾的「覺民行道」、與商賈合作。而面對現代處境，傳統文化所看重的價值，就也必須調整、配合平等自由的政治制度與助益社會的經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