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余英時】談余英時的治史歷程 王汎森:長期醞釀、隨時在打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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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生命、思想與著述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為第四場次【史學家的耕耘】,王汎森、陳弱水、彭國翔三位教授的發言輯錄,轉載自聯經思想空間

講者:王汎森(中研院院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弱水兄、國祥兄、陳總經理,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主辦單位要我講余先生宋元明清以下的研究,但是因為我覺得余先生從先秦《論天人之際》一直到近代的著作太多,而且大家都有機會好好的讀,所以就避開了這個問題。最近中研院有兩個刊物要出余先生紀念專號,《漢學研究通訊》也有一個專號,我都答應要寫文章,所以現在就從這三篇裡面挑一篇〈余先生的讀書生活〉,講一下我所觀察的余先生讀書及著述。

今天在座幾位包括弱水兄和國翔兄,是比較少數能夠與余先生長期接觸的人,也常常有朋友跟學生問我這方面的問題。今天的主題既然是「史學家的耕耘」,就講一下我所觀察余先生的耕耘的實際狀況,給大家參考。當然我的觀察也只是一偏之見,因為我是余先生眾多學生中間的一個,也是跟他熟悉的眾多人中間的一個而已。我的觀察不一定正確,但是我希望對跟他不熟的人有一點用處。

廣博精深 以「總機性」文本為線索

關於余英時作為史學家的耕耘過程,我分成幾點來講:

第一點,從清代後期到民國時代乃至現在,很多人治學問都要先從熟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開始,代表性人物如陳垣等。余先生對這部書的情形非常熟悉,我注意到他可能在某一個階段有個機會,非常廣泛地接觸到大量古今書籍,也對這些書的掌握非常(到位)。以前上課的時候,我常聽他提起這些書;他每次提到一本書的時候,都會比一下厚度,表示這些書他有接觸過。關於這些書,他大概有非常廣的提要性的瞭解和知識。第二點,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余先生提出史學家對時事要掌握得非常(精確),哪怕是細節也要深入地瞭解。第三點,我覺得余先生每天隨時都在思考。他有思索的習慣,有時候他眉頭稍微皺一下,你就知道他在思考各種問題。我在普林斯頓大唸書的時候,余太師母告訴過我,余老師在1957、58年左右,非常喜歡看當時流行的美國影集《梅森探案》(Perry Mason),《梅》就是思考、偵查、破案。余老師好像在回憶錄裡也提到,他曾經讀過《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因此我覺得他對思考層層分析、解決疑難,以及思索的習慣,都是無時不刻在進行的。

另外,余老師讀書非常專注。我做學生的時代,常常會在報告前不久才把材料分派給大家。每一次余老師在看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在那個片刻,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跟那一頁書存在而已。朱熹的讀書法裡面講說,我們讀文本要「作焚舟計」——你做了小船登岸以後,這船就要燒掉了,永遠不會再看到它,因此要把整個文本「吃」下來;作告別計,好像讀完以後,這一生都不再看到它,可是它仍然在你腦海中深深地留存著。我覺得這就是余老師讀書:他在讀的時候,好像天底下只有他跟那一頁書。

而且我注意到余老師在每個時代都有一些「總機性」的文本,從這個「總機」可以通向每一個人。我隨便舉一本,例如《胡適日記》——我留意到他對《胡適日記》非常熟,事實上余先生論及近代的很多文章,裡面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兩條可能跟《胡適日記》有關。因為胡適接觸過的事情和人物太多了,因此可以從這一點,通向一件件個別事件。我想各位熟悉余先生著作、尤其是近代部分的朋友,應該可以瞭解我所講的。余先生對每一個時代(的研究),好像都有這種帶有總機性的文本,可以設立一個座標在那裡,通過一部總機連到各個人。

王汎森院士

醞釀漫遠 下筆成文

我從來沒有看過余老師動筆。余老師上課的時候從來不拿筆的,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寫任何東西,可是他好像隨時在打腹稿。「腹稿」兩字也是他經常提到的。他長期在思索,一旦要動筆要寫的時候,會先把重要材料先看一遍,然後就放在一旁,啪啪啪地開始寫,因此讀余老師的論文,不會覺得引用史料非常繁重。而他動筆之後就沒日沒夜。我最近看到林載爵先生在一篇文章提到(余先生)一個月寫九萬字;而他在給一個老師的信中也講到,過去參加「朱子學國際會議」的時候,曾趕稿趕到不知道還有這個世界存在。

其實除了傳統文獻以外,余先生也相當重視新材料,以及新材料在著述過程中的點化作用。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文物雜誌》好像是他很長時間都有訂閱(的刊物),後來他寫《論天人之際》的時候,也能力所及地用了很多新材料。在寫《論天人之際》的過程中,有幾次我們電話聯絡,他提到幾點我印象很深,其中當然包括「諸子是不是出於王官論」。我注意到,對這一問題他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寫,不過他說「諸子出於王官論」即使跟他寫的問題相干,也要重新說過。關於這個問題,其實他從70年代寫《中國上古史待定稿》那篇文章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醞釀。然而這裡面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每一關都要克服,所以已經想很久了,寫到後來,這(《論天人之際》)也成為他最後一本書了。我記得他提到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連柏拉圖也重讀了一遍。其他先秦史料,尤其是諸子,他都有重新再看,所以關於這個問題,他都想很久。余先生說其實亞洲很多後來的(觀點),都是從古代宗教、經過知識份子有意識的改造之後形成的。雖然余先生不專門做新材料,但我感覺他很留意新材料的點化作用。

另外一點我感觸比較深的,就是長期醞釀。余先生有兩種文章,一種是拿起筆來就寫的,非常快速完成;但大部分書、以及很多重要的文章,其實經過他仔細地追索痕跡,醞釀非常之久,就像珍珠形成的過程,要在蚌殼裡面不停的分泌、不停地摩擦。像是他的第一本英文書,《漢代中外經濟交通》(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就是由1957年交給楊聯陞的一篇研究生報告擴張而成的,後來他寫成了升等論文,出成一本英文書,這中間過了十年左右。像《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我後來有一種感覺,這本書對商人的處理跟討論,早在他《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裡的若干章節跟注裡面,其實已經顯現出來了。像我們所熟悉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由一篇序變成1000頁的書,像幫顧喆剛日記寫成《未盡的才情》,本來也是從一篇序開始的……他把平常思考累積所得放在腹稿裡面,再將其擴充成一本書。

余先生曾經提到,在治學方面,王國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事實上,王國維非常用功的時間只有二十年,但他治學用力得當,就像下圍棋沒有廢子一樣,而成果如此之斐然。余先生做學問也跟下圍棋有一點相似,當然大部分人也有類似的過程:總是慢慢地從外面開始向中間包圍。所以余先生說他在讀很多書的過程中,慢慢形成問題,好像下圍棋一樣,慢慢包圍。

余先生的著作非常之多,我沒有力量在這裡做一個概括,也沒有按照總編輯後來給我的題目「宋明清以後」(來談)。以上將近十點,是我作為學生之一長期觀察的總結,謹在這裡整理出來作為大家的參考,謝謝。

本文原刊於《聯經思想空間》,獲授權轉載

續篇:
【紀念余英時】陳弱水:鑽研學問深入廣博 探問人文、本質問題
【紀念余英時】彭國翔:既有歷史又有思想的思想時 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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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達寬
Cover photo by Towfiqu barbhuiya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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