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余英時】文化中國(下):貫通天人之際 文化精神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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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現代人的理念,非常清晰地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什麼是『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府』──『祖國』、『國家』、和『政府』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理解他關懷的是哪一個中國,也可以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余先生一生都是學者,一個屬於世界的學者……」

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生命、思想與著述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以論壇第二場次【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延伸對文化中國的當前思索。(本文摘錄論壇圖文內容獲聯經授權。)

葛兆光:「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

與另外兩位講者的脈絡相似,葛兆光更為廣泛地概括了余英時畢生的努力──在「傳統文化」與「現代處境」之間,尋求超越現代中國文化的困境。雖然從他師承錢穆與楊聯陞的兩條路徑,或是在傳統與現實、儒家價值與自由民主、中國歷史與西方理論方法之間,都充滿著張力,但在余英時面前,沒有那麼多天然的障礙、沒有那麼多「真正不可通約的矛盾」。之所以能如此貫通,葛兆光直言:

「他以他的歷史研究,關懷中國的現狀,因此可以不落門戶之見,而有世界眼光,能夠深入傳統的問題,而又有國際一流的追求。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會把『中西』或者『古今』視為絕對的對立,所以他才能『通』。」

葛兆光談余英時的貫通

更也是因為余英時涵容著批判與現實關懷,從實際的研究中與理論預設相互辯證,形成自己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整體,因此經常能有洞見與包容性,葛兆光是這樣去理解余英時的:

「我感到余先生實際上對中國整個思想史,已經有一個整體的思考。整體很重要,歷史研究常常需要以整體對抗整體,以整體來顛覆整體。歷史研究要想建立一個新的典範,就必須提供一個整體重寫的基礎,讓這個基礎上重寫的歷史全面改觀,使歷史論述另起爐灶,而絕不僅僅是拆東牆補西牆,修修補補,好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

「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關注的重心,用這種重心來貫穿整個歷史。如果說陳寅恪先生是以中外、宗教、民族這種思考為通史的中心,那麼余先生就是試圖重構知識人和思想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大歷史。透過這個大歷史你才能理解,中國為什麼有『內向超越』,為什麼會有『反智』,為什麼會有『道統』和『正統』,為什麼會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為什麼會有知識人的邊緣化,為什麼會有現代儒家的遊魂現象……你才能通過這個通貫的大歷史,理解當下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當中的知識人命運,並且考慮到未來知識人的方向。」

也就可以說,在中國文化受到衝擊至今的百多年來,乘載、接受傳統文化價值與精神的知識人,需要重新去審視自身所堅持與實踐的道。而文化、思想如何在社會的哪些條件與因素下形成、變遷,便是回應這種當代處境的方式;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即是這樣的一種努力,葛兆光稱這跟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偉大理想是彼此相通的。

而在回溯文化過往之路的同時,也必須面對現代處境的兩個問題:西方政經力量與文化價值的現實衝擊,以及如何理解自身、理解世界的理論方法之批判和重整。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去回答「如何面對這個現實」?我們要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嗎?我們所身處、承繼的社群長久以來的價值觀又該置於何處?另一方面,傳統文化與我們自我認識、認識世界的理論方法息息相關,如果前者受到動搖,後者又該如何自處?

就葛兆光看來,余英時扎實地重新爬梳中國文化與社會之間長久以來的變與不變,同時透過實際研究的過程有意識地結合西方研究取徑,形成自己以「重構知識人和思想文化為核心」的整體框架,進而在回顧過去的同時,朝未來前進;帶著世界的高度,但沒有慌亂地拋下自身的文化繼承。他稱余英時在根本上抱持「史家」的態度,總是「將思想學說放在社會、政治和歷史的語境裡面去理解」,從而能注意到儒家與法家在現實面的一體兩面,這同時也是對於西方思想史方法的兼容;將思想放在其特定語境中理解,而不是抽象出來「變成一個文本,或者是懸在半空中飄著的一種東西」,而能對傳統有一個新的眼光。

在其通貫古今、兼容東西的努力中,余英時也始終保持著理想性。葛兆光提到:「他曾經這麼解釋他所理解的『天人之際』:他說『天』代表了超越境界,『人』代表的是現實境界。」在各樣細微豐富的研究中,心懷著對超越、改善、更尊重人生命處境的理想;因此他仍懷著某種鄉愁,但這鄉愁不是囿於地域或政治範圍的,而是精神上以人為本的鄉愁。葛兆光綜合出余英時在寫史背後的三個關懷與抱負:其一,他期待知識人承擔起政治責任,提升文化。其二,不只流於傳統,而有知識人的自主與獨立,保持現代知識人的品格。其三則是,接受不同文化彼此交流的現實與可能性,在不同文化中尋求普世性的價值,而不僅限於己身。

之所以能抱持這樣的關懷與高度,葛兆光認為余英時的洞見在於能夠去區分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不被民族情感與本位主義牽動。沒有落入懷念歷史榮光、將傳統當作振興現實政治力量之資源的陷阱,而是發掘傳統文化中真正獨特、得以影響提升全人類的思想與價值。葛兆光說: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他和那些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抱有過高期待、過高同情的那些人不一樣;他同情關懷熱愛著這個中國,但是他始終非常冷靜地看到了『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他有現代人的理念,非常清晰地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什麼是『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府』──『祖國』、『國家』、和『政府』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理解他關懷的是哪一個中國,也可以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余先生一生都是學者,一個屬於世界的學者,他在知識、思想和學術的世界裡獲得自由,那是屬於天的境界;但是他又始終不渝地關心現實的中國,這是人生活的空間。天和人始終在交互影響,所以我願意說,余先生一生都在『通古今之變』,也一生都在『究天人之際』,在歷史和現實、世界和中國之間,他把一切都打通了,所以我們說余先生是一個『通人』。」

在聽眾問答時,葛兆光也進一步去解釋,何謂「國家」、「文化上的祖國」與「政府」,以及三者的變動性。以國家而言,在特定的空間中,族群、疆域乃至宗教信仰都會變化,因此難以稱為「自古以來不變」;論及政府,葛兆光將「王朝」類比於現代意義的「政府」,而以中國來說朝代不斷更迭,「控制這塊地方、治理這塊地方的,是不斷會變化的政府」;相對的,在核心區域共同生活的人們,在「習慣與文化上面逐漸形成傳統,並且深入民間以後,則可能成為人們文化意義上的祖國」。

如果要能辨認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就必須懂得區分三者。雖然余英時對於中國思想史有著整體框架,但那意味的是關注的核心、方法上的意識,然而同時對於所研究但又生活於其中的文化,若未能有所區分,便可能錯失重點。葛兆光延伸余英時貫通大度背後的深切明辨:

「我們過去很多想法的錯誤就在於,我們總是用整體、混融、不加區別的方法對待一件事情。現代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則是要細緻區別、分化,不能夠混成一團。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來說,區分在文化意義上跟你血肉相連有認同的祖國,和你生活的這塊地方,也就是地理意義上的、空間的中國,和管理你的秩序的政府,是很重要的。」

返回自身走入世界

余英時所言「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意涵,在主持人與三位講者的發言中,已然更加明白與成形。而斯人雖逝,但其精神與理念依舊能為世人指引。何曉清一改余英時自己的話:

「從此以後不需要再去那個小樹林找余先生,像他說的,我們在哪裡他也就會在哪裡,他的思想精神、給我們照亮的這些道,我們可以每天都跟他對話」。

確實,余英時在唐獎得獎人演講時對「文化中國」的討論,對華人世界的當代處境仍饒富啟發:從西方史學理論的爭論中,他進而反思──既然歷史中不可能尋得絕對的普遍規律,那麼不同文明的發展就不必然走上相同的路;文化上的殊異性仍然有解釋與指引的價值。如果要回答東西方文明現代處境的差異,回顧來時路、關注知識人的思想與實踐轉變的社會與政治背景。而這樣的回顧並不是堅守本質化或僵固分期:「並不是說一個文化一旦有了某一種主要特色以後,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都有支配作用、就不能改變──文化是可以改變的」。

不放棄自身文化傳統的獨特性,但亦尋求以傳統邁向普世性;探究歷史中的價值體系變遷,但從不離開當代處境,正是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精神體現,這樣的文化之路如余英時所說,仍充滿可能── 「歷史所反映的價值是怎麼樣一回事情?我不認為歷史是關了門的;中國歷史可以永遠照自己原來的路線走下去。誠如梁啟超最早提過的: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中國的中國,也不是東亞的中國,而是世界的中國。」

余英時畢生將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具體實現

上篇: 【紀念余英時】文化中國(上):沒有鄉愁的鄉愁 開創精神家園

延伸閱讀:
【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 – 余英時紀念論壇線上講座
葛兆光:余英時的通史視域與現實關懷

編輯:鍾雨珊、劉達寬
校對:賴奕妏
核稿:劉達寬

cover photo Avery Cocozziello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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