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余英時】公共文化(下):轉化傳統 為社會轉型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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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年輕的時候已經覺得有這樣的責任去做這個的事情,因為他承繼了很多前人的努力、承繼了中國傳統的很多營養。他從五四運動、胡適這一輩的自由人,承繼了很多道德跟精神的資源。所以到他那一代的時候,他覺得他有同樣的責任要將這些傳統、知識價值繼續在我們社會裡承擔發展下去。所以用一個我經常的說法,我覺得如果你問余先生這個問題,他可能會說:『這是非如此不可。因為這個只能夠這樣子做,沒有其他的方法』。」—周保松

 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學術思想與公共實踐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以論壇第三場次【知識人的實踐】為主,探究華人社會文化傳統與民主轉型的處境與方向。(本文摘錄論壇圖文內容獲聯經授權。)  

周保松:作為自由主義者的余英時

延續錢永祥對公共文化的闡述,作為新亞書院的後輩,亦與余英時在公共事務上保持交流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向紀念論壇的參與者描繪在他眼中作為自由主義者的余英時。在答覆周保松就香港《蘋果日報》停刊抒發心痛的信件中,余英時懷抱希望的鼓勵亦彰明他對民主自由的堅定支持:

「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便享有自由,不被專制王朝手中。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余英時給周保松的回信

周保松回顧余英時的學思歷程,從早年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後來因胡適與「五四」啟蒙,並系統性的閱讀與思索後,逐漸接受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為其認同的基本價值。但余英時並不訴求激進改革,而是秉持漸進實踐、逐步建立公共文化的態度。周保松認為,雖然余英時自認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但其學術書寫與評論對公共事務的涉入程度,比之當代華人世界諸多知識份子,早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以書寫和評論作為政治行動,嘗試讓「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在生根,形成自由主義式的公共文化,預備政治轉型的土壤。

對於傳統士人由上而下的制度推行到現代社會對多元價值的尊重,余英時已有充分的體認,其青年時期推動公共文化與民主價值的同時,對中國文化仍保有溫情與敬意。因此周保松認為余英時既非保守主義者也不等同於純粹的儒家學者,他雖然接受政治現代化的需要,但並不將傳統文化籠統打包、丟棄,而是採取一種「拒絕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立場。

對於許多將余英時去政治化,乃至於否定其公共實踐的意見,周保松一一反駁。他認為余英時支持民主憲政制度,一以貫之。周保松也從一般意義上來推敲,人作為理性自主的主體有能力將自己的信念貫徹到生命的不同領域,為自己的行動負責。基於這樣的完整性原則(principal of integrity),他認為「余先生的歷史研究跟公共實踐,絕對不是割裂、互不相關的,而是有內在一致性」因為余英時對自由主義理念的支持是在自由開放的環境下,參考歷史的經驗、深入了解人性尊嚴與侷限之後,獨立而理性的決定。

周保松談余英時的自由主義理想,以及《論天人之際》說明知識人如何傳承傳統與轉型

這樣的信念也保持著自我批判與開放性,周保松引述余英時自己的話:「何況『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對於自己所思索信也只能看做一種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我經過反思以後呢,我不是相對主義,我不是主觀主義,這一價值取向則使我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因此周保松以為,這樣基於合理的理由支持自由主義,同時保持反思與修正的批判性,並不是一句「余先生反共」就能一言蔽之。呼應錢永祥所提知識人的角色,余英時恰恰以社會中的一介公民,基於獨立思考去主張與行動,透過開放討論共同維繫公共文化。

周保松進一步以自我詰問,直陳自由主義精髓:

「自由主義希望什麼呢?我們需要國家,但希望國家有正當性。那必須要滿足一個條件,就是能夠保障我們每一個平等公民的基本自由跟權利。為什麼呢?因為只有保障基本自由跟權利以後,我們才有機會活出自己想過的人生。」

而余英時對於人追尋其生命基本價值的提倡,與此精髓若合符節。要建立這樣的制度,需要以兩個原則為前提:其一,相信人的自主。其二,則是相信個人平等。藉此能讓人基於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跟宗教認同」、「活出我們自己想要的樣子」;國家不能強迫所有人相信與追求單一價值體系。

「因為沒有自由的環境,我們就沒有辦法全面發展自己的心智,而後建立良好的社會聯繫跟社群生活。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想說的意思是,(若)活在不自由的制度之下,每個人的生命質量都在遭受根本的破壞,沒有人能夠倖免。」

在釐清余英時自由主義理念的樣貌後,周保松進而追索其人生價值奠基的時空背景,從理念的形塑、師長的影響、公共事務的參與等,1950年代的香港為余英時的自我構成提供了豐富養分。也突顯了香港在歷史上,作為華人自由派知識人聚集地的獨特地位,仍提示著中國民主轉型的可能路徑。周保松引述余英時自己對青年時期處境的省思: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五十年代這個時期,香港為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讓他們可以無所顧忌地追求自己的精神價值。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這是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

從是否作為一位自由主義者到其自由主義理念、背景,周保松之所以層層追問,正是因為余英時這樣一位「知識人」畢生吃力不討好地堅持發聲,在思想與精神上聲援華語世界的政治行動者,這些行動與努力仍不斷敲打叩問著當代知識人的心靈:怎有一人能這樣做?這樣做有何意義?我們當代的知識人該如何自處?

周保松再次提出他的答案,他認為余英時作為知識人畢生的公共實踐,承繼了傳統士人精神,轉化為公民責任。從文化傳統與當代自由派接受道德與精神資源作為養分,在余英時心中形成了「實現人的價值與尊嚴的內在呼召」,不計個人得失或短期效益。相反地,透過闡述、判斷和呼籲,余英時的公共知識人模範在社會中累積的道德與精神上能量,仍舊閃爍著指引民主轉形的恆定微光。

周保松翻找出余英時談自己對斯人斯土關懷的原文

蘇曉康:對威權體制的切身之痛

在錢永祥與周保松從自由主義的角度,闡釋余英時的理念與公共實踐意涵之後。八九民運參與者、「六四」後流亡美國的記者與作家蘇曉康,則分享更多的私人交往,從他與中國大陸流亡學人的相處中呈現余英時的人格風采,也透露出了中國當代政治體制如何影響余英時的生命、他又如何從離散經驗走向世界。

蘇曉康簡要的介紹,以中國八九民運流亡者為主要成員的「中國學社」成立緣起,尤其是余英時的輔助與指導。這些政治行動者的第一堂歷史課,源自於可望書寫自己遭遇的當代中國,立即面對的是「創造歷史的人不見得會寫歷史」的張力。此外對於中國傳統的批判與文化問題的討論,也縈繞著中國學社。這些過程都有余英時鼓勵與指導的身影,而在實際的經費與會務上,余英時也透過自己的影響力為這群流亡者盡力付出。

蘇曉康自陳與妻子遭遇重大車禍後,身體與精神遭遇重大打擊,而無心再投入中國學社等會務。他憶及在困難與低潮中,余英時夫婦的支持與關心從未曾斷過。雖然他與余英時的交往較少關注學術問題,但即使是對個人生命議題的交流,亦反映出余英時的精神與公共理念。如他在精神低潮時,余英時指點他要與「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透過「精神的補給」能在「歷史裡找到一種活的生命」,這亦是同樣遠離家鄉的余英時面對離散經驗的體悟與實踐。

蘇曉康亦特別指出,比起他自己作為被中國政權直接迫害的流亡者,余英時更能洞察該政治制度的危害。在美國早期的無依經驗、中國政府對余家教育權利的限制、外甥在六四事件時命喪天安門等親身與家族經驗的綜合體悟,是余英時堅定支持華語世界民主轉型的重要動力。

承繼精神  眾聲交錯

演講後的交流問答中,除了對公共文化與余英時的「知識人」理念略作澄清,討論的焦點也離不開當代華語世界在公共文化建立與維繫上所遭遇的不同挑戰。而三位講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向所有論壇的參與者,提示了艱難處境中保持公共關懷與實踐的可能道路。

周保松特別強調與鼓勵眾人,真正延續與嚴肅看待余英時的生命精神與基本價值的堅持,是需要像他一樣深入學習、拓寬眼界。余英時政治關懷的底氣就是他在遭遇歷史唯物主義時,不斷研究與思考來回應現實。周保松提醒,社會是全體成員的共同責任,從「知識人」與公共實踐的角度去紀念一位偉大思想家,真正的意義就在於重新與自身、當代連結。從余英時身上能夠看到的,絕不是落入什麼都做不了的犬儒主義,「什麼都不做,看著別人努力與犧牲」是太要不得的。

錢永祥的結語帶著悲憫與同情,「任何具體的建議,我覺得都是讓不忍心說出口的」。他提及余英時描繪宋代與明代知識人不同處境的「得君行道」與「覺民行道」,那樣的處境雖然與當代仍有差異,但錢永祥認為時代的問題來到個人身上是相去不遠的:「每個人都要面對一個問題,你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若能面對這個問題,你會有比較強大的責任感,不能太委屈自己、不可以活得窩窩囊囊。這要求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你想說的話、想做的事情要盡量去說到做到」。能夠面對自我,就更有可能保持內在的力量,避免陷入犬儒與虛無,輕易地無視自己的責任。錢永祥表示自己這樣建議的同時,心情亦十分沉重,但他懷著寄望提出這樣的建議,或許在有限的條件下也可能盡量創造一些溝通與改變。

蘇曉康雖然也抱著對中國處境悲觀的心情,但他真誠的提出兩點最低限度的建議:

「第一,大家都不要做壞人好不好?不要求你勇敢,不要求你起來當烈士,你不要做壞人就好了。第二條,你有一點餘力,你幫人家一下。我以前常跟人家推薦俄國的小說《日瓦哥醫生》。日瓦哥醫生這個人他不是反抗者,他甚至是有一點軟弱的醫生。但他就堅持一條,我不做壞人。他有任何餘力的時候,就幫人家一下。你能做到這兩條,我覺得你就對得起良心了。」

三位主講人都對華人世界(特別是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當代政治處境提出真誠的呼籲(圖為最後一位講者蘇曉康)

從宏觀的自由主義理想,到余英時個人的「知識人」理念、對華人社會民主轉型的支持與發聲,乃至於論壇參與者和講者對當代處境的關懷;這一場次的論壇不僅是斯人已逝的歌功頌德,而本身就是一種公共對話的實踐。如主持人張潔平所總結的,呼應了知識人「實現自我,尊重他人」的終極理想。我們能看到余英時以他自己的生命,示範了知識人如何在多元價值社會中轉化角色,從自身的文化土壤提煉、發展與公共文化的基礎價值規範接壤,促成不同群體的對話、捍衛人尋求幸福生命的自由、增進社會文化的豐富性。

在這場次的尾聲,透過新的視訊媒介,【知識人的實踐】真的呈現了一次眾聲喧嘩,來自各地的線上參與者打開自己的麥克風,述說無論是對余英時先生的感念、對講者的回饋、對時代懷憂與希望,乃至無聲的聆聽者。乍聽紛雜湧動的多音交錯,展示了開放與對話的巨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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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達寬

cover photo othree on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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