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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余英時】公共文化（上）：書寫歷史為集體學習引路

2021-10-15

「我們如果同意余先生賦予知識人的角色，那麼如何發展一套能夠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公共價值系統，這的確值得我們中文知識界去注意。我想照羅爾斯的想法，或者根據余先生他的一些言論與意見，知識人在今天已經不能夠再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的真理，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的觀念代言人。相反知識人應該尊重社會的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公共社會的討論。」—錢永祥

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學術思想與公共實踐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以論壇第三場次【知識人的實踐】為主，探究華人社會文化傳統與民主轉型的處境與方向。（本文摘錄論壇圖文內容獲聯經授權）

「知識人」：在文化傳統與多元價值之間

現代以自由為經、平等為緯的政治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受到接納與實踐的程度不一；採納民主制度的國家，社會中是否能保持開放、理性精神，亦是各有殊異。以「普世價值」建設公共規範與投身公共事務，仍有現實差異與文化張力，情感與認同、國際秩序與權力、社會內部異質性等難題，不一而足。

以華語世界來說，台灣多次經歷外來政權統治與多重文化影響，從威權體制轉為民主體制不過二、三十年，仍在摸索多元社會的對話模式；香港在殖民政府與中美台勢力影響下，努力灑播自由思想，追尋自治與民主，而羽翼未豐的制度性進展如今折損泰半，岌岌可危。中國大陸雖然在經濟上有大幅的開放，與世界市場接軌，然而黨國體制的掌控，使單一價值體系仍抑制文化的多元發展。此外，在華語群體並非多數的社會中，也面對著複雜的文化發展策略與認同問題，如東南亞與歐美華人社群如何看待民主體制、如何參與公共文化的塑造，仍有待深入探究。

近代中國在制度與文化的調適、轉化上都曾出現巨大的衝突（圖為「五四運動」廣場上的學生）

那麼，在自由主義理想與社群文化傳統、個殊處境之間如何尋得平衡？如何協調多元價值的競逐與衝突？對於當代華語世界的知識人來說，這些問題都難以置身事外。甫離世的余英時先生，曾流轉於華人社會諸地，對華語社會的民主轉型持續保持關懷。自詡為知識人的他，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公共文化的衝突與張力等問題毫不避諱，努力從歷史中發掘傳統文化的複雜層次以及其內在的民主自由精神。余英時亦曾從文化的延續性來分析華人社會的民主轉型，點出全面性暴力革命的破壞性。由此種種可以看出這是理解余英時學術思索及其精神價值的關鍵思路。

以此為引，就更加可以理解為何聯經出版所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中【知識人的實踐】此一場次，主講者們大篇幅地從自由主義的理念切入，來闡明余英時公共實踐的價值與意涵。如該場次主持人，前《端傳媒》總編輯、分佈式內容平台《Matters》創始人張潔平所介紹，余英時明辨語言的力量，將共產黨脈絡下帶有暴力意涵的「知識份子」修正為「知識人」，「…人性重新回來，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以實現人人都能自由、平安生活的基本價值為任，即已點明了余英時公共實踐的性格。也正是因為余英時的這種公共關懷使得「他的影響力遠遠不止限縮在學術界、思想界，其實應該說是彌散在我們的公共生活之中的」，感召著當代真誠的思考者與行動者。

錢永祥：以「公共文化」與「知識人」對話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思想》雜誌總編輯錢永祥先生作為第一位主講人，基本地概述了余英時所面對的現代多元文化與傳統文化的張力，並闡釋余英時與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在政治與文化關係上的共通理念，以及他作為歷史學家如何透過歷史研究，來回應當代華人社會民主轉型的難題。

錢永祥首先指出余英時關注「知識人」，是因為社會中的知識人（如中國傳統的士）通常是文化價值體系的鍛造者，「他認為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雖然起源於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但必須經過系統的整理、提煉、闡明，然後才能夠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在這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間發生引導作用」。因此，余英時從不同時代知識人所懷有的「文化價值意識」為切入點，去探究中國思想發展。

這樣的學術探究更深層的原因，就是因為余英時關懷個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如何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如何追求個人認同的繁盛與幸福的問題上。此外，政治制度的安排對於這些問題有何種助力與阻力，都隱含在對「知識人」的研究與實踐中。傳統的士肩負起以文化價值系統改善政治、對人的生命做建制性的全面安排與指引。然而，現代社會多元價值體系分立，彼此存在衝突，知識人並非文化價值詮釋的壟斷者。錢永祥認為，知識人要能夠建立「基本的價值規範，在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發生引導作用」的功能，在現代社會愈發困難；雖然在個人與群體追求的多元價值之外，社會仍需要共通的基本規範／文化價值，但傳統以儒家為核心的基本價值已經不堪滿足這樣的現代需求，余英時亦深知這點，因此借助自由主義的「公共文化」來作為補充。

羅爾斯提出所謂民主的背景文化或公共文化，也就是社會中多數人都接受的公共價值與基本規範。他以西方社會長久以來爭論的議題、關鍵的事件與關乎政治思考的文獻為例，來說明公共文化的歷史性，在社會衝突過後沉澱形成共識，被接受的普遍價值「構成一個社會的公共文化，奠定社會裡各種制度的正當性」，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爭議，但是提供了一種參考的脈絡與溝通基礎。在這樣的框架下，知識人要調整自己的定位，作為與他人平等立足的公民，「收集」大家共通接受的信念，整理、詮釋與安排一套對架構社會的觀點。錢永祥類比道：

我相信羅爾斯賦予政治哲學的工作，其實很能夠呼應余先生對於現代知識人角色的期待，也就是尋找一套價值系統作為規範的基礎。羅爾斯比余先生更為明確的指出了這種系統的公共性格，但是我猜想余先生會高度認同羅爾斯關於公共價值系統的這種形而下的詮釋。這種價值體系很難去滿足人們安頓生命的形而上需求，但這不是說它沒有意義，它的功能在於經由它所奠定的社會共同規範，大家才有機會去展開自己的形而上追求，不至於遭受壓迫、歧視甚至於禁止。

從現實來看，當代華人社會與公共文化的命運仍曖曖未明，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知識人的角色與責任，錢永祥借助羅爾斯的框架來理解余英時「知識人」理念的當代意涵：「知識人在今天已經不能夠再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的真理，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的觀念代言人。相反知識人應該尊重社會的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公共社會的討論」，促進自由、尊重異己、保持開放。

錢永祥也指出，公共文化的形塑不能忽視歷史，如果不能承認、反思乃至錘鍊過去價值衝突對整體社會的意涵，那麼悲劇就只能是悲劇，他比較了台灣的民主化與中國大陸的情況：

「公共文化可以說是一個社會在經歷各種悲劇跟各種成就的漫長過程之間的集體學習成果。這個集體學習概念，也許對中國大陸的朋友來說，會覺得敏感，覺得刺耳，可是我個人針對台灣的經驗來說，我會覺得台灣過去四十年來民主化的過程，如果要我找一個形容詞來形容它的話，我覺得那是給台灣社會一個集體學習的經驗。」

「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發展過程中，可能一個最大的遺憾就是因為對於歷史的記憶、詮釋還有重新敘述，受到政治力很強力的干擾。所以，雖然中國大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過驚人的悲劇，也有過很大的成就，但是因為沒有機會藉由對歷史回憶、歷史詮釋去從事整個社會的集體學習，我覺得中國大陸的社會在今天很難積累跟凝聚共識，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羅爾斯所指公共文化的歷史性，恰是余英時「人文如何影響民主」的關懷
圖為二二八事件（左）與文化大革命（右）

錢永祥呼籲，以「知識人的實踐」為主題紀念余英時的意涵，正是在意識到當代建立公共文化的迫切性，重新嚴肅地去恢復公共知識人的實踐意涵。

錢永祥所提羅爾斯「公共文化的歷史性格」，恰恰可以說是余英時作為一位史學家，回應華人社會的當代民主轉型的切入點。透過探究價值體系在歷史中的變遷，知識人如何反省、時代處境，提煉出人生價值的終極追求，並以此踐行；余英時牽引出現代民主自由理念與文化傳統的隱密關聯，也突顯了文化價值體系轉化、知識人自主實踐的可能性，以尊重人的基本前提去更新當代知識人的責任與負擔。

數年前的「人文與民主」演講中，余英時也曾細數近代中國受儒家教育者對民主的嚮往；承認傳統文化與西方民主的衝突，但更點出其複雜層次，即使如堯舜三代的傳說，也可能透過想像形成文化的內在批判力量，而在近代遭遇西方價值時發生作用。能有這樣的觀察，他表示恰恰是受到羅爾斯自由主義的啟發：民主不能只有政治體制，必須考慮公共文化和領袖的素養問題。余英時更由此延伸：「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他自己也確實踐行這樣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