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楊孟軒:追索歷史記憶的多元性 從理解邁向和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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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與創傷原來不僅限於個人?但存在於集體中的記憶為何如此紛雜又隨時間變遷?楊孟軒在演講中,藉助文化創傷與群體認同等概念,來解釋歷史記憶的多元性與差異性,以及創傷記憶凝聚群體的運作過程。理論上的解構,並不是要將歷史記憶簡化為「虛構」或「造作」。相反地,透過爬梳「記憶的歷史」,更能讓人跳脫自己既有的框架,同理集體記憶背後的情感,理解「建構」的真實性。這樣的理解過程,也能更踏實地展開群體間的和解。

誰的記憶?如何創傷?

歷史記憶或集體記憶的研究[1],自始就與政治學和社會學相依相通,具有跨學科的特性。提出集體記憶的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 )就是社會學奠基者之一涂爾幹的得意門生。晚近社會學家Jeffrey Alexander則提倡與集體記憶關聯的「文化創傷」,意為某些群體性傳承的創傷歷史,如何成為更大群體共同接受與反思的集體記憶。Jeffrey Olick則是關注德國民眾對於納粹與戰爭罪行的歷史,如何從忽略不談到深化反省的變遷。不過,所謂的「集體記憶」究竟如何集體?個人能擁有自己的記憶嗎?為什麼前人受過的創傷會在群體中延續?

楊孟軒直接點破一種常見的誤解,所謂的歷史記憶或集體記憶並不代表一個群體中所有人的記憶是相同的,「即使同一個家庭的成員經歷了同一件事,夫婦、父母與子女,都會對這個事情有不同的回憶,這是你個人的回憶、你個人的想法」。相對的,集體記憶關聯於特定的歷史事件或議題,比如228事件、白色恐怖、1949、原住民轉型正義、LGBTQ等議題,即使在其他方面各有偏好的兩人,可能對同一個事件或議題有很相似的感覺與想法,他們也都認同自己做為特定群體的身分;這些情感與看法在社會網絡中以不同的方式敘說、傳遞,在世代間延續、形塑成一套看法。但歷史記憶也可能改變,不同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也可能相互交錯、影響,而如前述老兵的歷史形象變遷為例,歷史記憶研究的一句老話就是:〝not all memories are equal〞,歷史記憶存在異質性與高低階序,權力也會影響記憶的形塑和選擇。

而所謂的「文化創傷」也是一種集體記憶,同樣是以對歷史或議題的共同理解所構成,且與身分認同的關係更為緊密。楊孟軒以他自己為例,他的祖父輩親人在228事件時確實遭到迫害,受國民黨的牢獄之災,親人因此可能有個人層面的心理創傷;但到了他自己這一代,並沒有直接受害,但會對當時的歷史有想像,也在想像中區分了所謂的「臺灣人」群體,並形成「228事件就是外來殖民政權對臺灣人的迫害,並造成了集體的創傷」這樣的敘事架構,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敘事者則將自己立於道德的制高點。這也就是他所謂的「受害者意識」與「道德架構」,透過敘說自己作為受害者的創傷,界定自身群體在社會中的位置,形成所謂的記憶群體。

楊孟軒藉助這樣的理論框架來理解外省群體的「記憶的歷史」,來臺初期做為強勢的文化群體,並且有政治權力的支持,當時並沒有明顯的「外省群體」認同,而是不同省份的地域性認同,如前所述,菁英份子對底層群體的同理也並不深。但是在解嚴以後,臺灣逐漸邁入民主化社會,族群與權力的關係不再僵固。此外,過去的鄉懷在「返鄉探親」之後帶來新的創傷:中國大陸的家已不在是家。無論是移民一代或二代都需要形塑新的在地認同,重新敘說「我是誰」,在這個過程中同時也需要回應其他群體的歷史記憶,如轉型正義的批判。在這些處境下,帶有更強烈情感也更能促進群體凝聚的創傷記憶,因此成了所謂外省群體形塑自身認同的故事核心,時代下流離的受害者故事,相對容不下某些記憶。[2]

延伸閱讀:
【歷史記憶】沉默迷宮:我們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德國戰後的記憶建構與辯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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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記憶到「記憶的歷史」

但是,楊孟軒以「文化創傷」和群體認同作為解釋框架,呈現老兵形象的差異、集體記憶的變化,乃至於批判性的點出歷史記憶當中的建構與想像,並不是要簡單的否定任何群體的記憶。[3]在歷史記憶研究的諸多進路中,楊孟軒之所以更為關注他所謂「記憶的歷史」的研究,恰恰就在於記憶群體建構自身記憶與認同的「真實性」:

「其實我有時候不太喜歡建構這個字,因為我覺得這些歷史記憶對於某個記憶群體來講都是真實存在的,他或許沒有真正的(經歷過)比如說:如果你才二十歲你怎麼可能228、白色恐怖,被國民黨政權迫害過,對不對?你那時候又還沒出生,可是你卻對這件事情有非常強烈的情感反應。這些情感會影響到你在社會中的行為,我當然不是說要貶抑這樣的行為,我是希望讓他們知道說你的記憶群體,基本上它的過去是有很多記憶的多元性。你現在的處境,當然是因為家庭背景等等,但也是因為這樣子的『記憶的歷史』發展。所以讓他們看(記憶建構)的時候,能夠認知說原來是這樣,(雖然)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但有時候會比較能夠跳出來看自己。」

研究「記憶的歷史」並不是以歷史檔案否定歷史記憶,而是讓歷史記憶本身的生命力、多元與交錯性格呈現在人們眼前,意識到歷史現場的複雜性與記憶的歧異性。有能力去問:我們在自己的故事裡是好人,但在別人的故事裡呢?對楊孟軒來說這是理解與和解的可能開端。

楊孟軒教授強調「記憶的歷史」研究,為理解不同的記憶群體打開另一條路

帶著自己作為另一記憶群體的文化創傷,楊孟軒在研究的歷程中經常有情感上的掙扎,帶著強烈的批判性出發,他反覆反省自己探究歷史記憶的社會意涵。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 要說的「是一個不斷受創傷的群體」的故事,雖然這些創傷的故事和當代外省群體的歷史記憶似乎不太一樣。書寫這樣的歷史並不是一條平坦順遂的路,因為比如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樣的著作中,看不到對臺灣其他群體造成傷害的反省;看見戒嚴時期威權體制對人民的迫害時,他過往與親人的相處,重新在政治迫害的脈絡下被躍然眼前,這些過程都對楊孟軒帶來情感上的痛苦。但也是透過這樣的過程,比對不同群體的受害與創傷記憶,使他更能夠超越既有的歷史敘事,讓創傷記憶被放入更客觀多元的現實處境中重新理解,也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記憶的歷史」研究有帶來和解的潛力:

「對於那些真正受到傷害的人,有些國家造成的傷害是沒有辦法彌補的。但是我們後代沒有直接受傷害,不論是哪一個族群的人,都應該要跨領域地去做彌補的工作。我覺得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沒有權利跟裡由沉溺在上一代的痛苦裡,不加批判地說那種沉溺在記憶中無法自拔的故事。透過對記憶歷史的研究,我想對於記憶群體之間的乎相和解與理解,乃至臺灣的民主深化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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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楊孟軒在演講中表示兩者意思幾乎等同,惟歷史學家偏好使用前者,而社會學界則偏向後者;近年更有一些反省,而改以「社會記憶」代之者。
[2] 在演講後的討論與交流中,楊孟軒特別分析指出,相對於常見將中國以外的華語社群視為「離散」(disapora)群體,他認為外省群體雖然明確有流離(exile)與遷徙(displacement)的經歷,但同時其出走/移民也有著殖民性質,不能簡單的視為「離散」(disapora),必須同時從社會與政治角度考慮其流離、遷徙的特殊性。
[3] 如回應學生提問時,楊孟軒表示他也不認同去脈絡化的對比不同時代的歷史記憶,因此他呈現1950年代與當代老兵形象的差異,只是作為一種批判性的切入點,而不是簡化的以古非今。

撰稿:劉達寬
校閱:楊孟軒
Cover photo by 何文德 on wikimedia (1987年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要求政府提供老兵返鄉探親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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