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歷史事件或是特定群體的歷史印象從何而來？留在過去的人、事、物，怎麼能在今日依然撥動我們的心緒？如果回溯過往的真相，能為歷史上的暴力與衝突帶來平反、尋求和解，那要如何接近過去，避免粗暴建構或流於自溺？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楊孟軒，長年研究臺灣外省群體的創傷記憶與身分認同，透過歷史遺留的蛛絲馬跡，他設法重新挖掘不同時代外省群體中多元的創傷經驗與歷史記憶，以此接近複雜的歷史真相，尋求社會和解的可能性。2020年11月13日，甫出版研究專書 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的楊孟軒老師，受邀在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的「歷史記憶工作坊」中以「受害者意識與群體認同」發表演講，從臺灣外省老兵形象與記憶的變化，呈現集體記憶的多元性、權力階序與變遷過程，透過對歷史記憶的批判性理解，打開「記憶群體」相互和解的另類道路。
「要寫一本學術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嗎」？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一直在思考為什麼要寫這樣的歷史？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們可以研究任何題材，只要研究詳細的史實，將其中的邏輯關係建構出來，就滿足歷史學最基本的條件。但我並不滿足於此，我們不能因為一件事情很困難、泛政治化，就敬而遠之，這也是歷史學家的專業領域範圍，歷史學還有一個任務，讓社會變得更和諧、變得更好。」
一頭栽進1949年自中國遷徙來臺百萬移民（俗稱的外省群體）的歷史研究，楊孟軒在演講中自陳這條路從一開始就不容易：可以參考的研究前例稀少、他作為二二八事件受害者後代的情感掙扎，以及當代政治中的糾葛。對他而言，最初投入外省群體的歷史研究，有很強的追尋真相與轉型正義的企圖，但多年深入研究下來，在他未曾稍減的批判性之餘，增加了更多的同情理解與政治和解的企盼。
楊孟軒甫出版的新書 The Great Exodus from China: Trauma, Memory,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 （《大出走：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1]），從創傷的角度切入，探討1949年自中國來臺的百萬移民，其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變遷。自解嚴以來，逐漸民主化的臺灣社會已經有許多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書寫與文化作品，晚近也不乏以外省群體的遷徙、流離歷史為題材的著作與影視作品，推出時也曾蔚為風潮，如前文化部長龍應台所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時代劇《一把青》等等。已經有如此多的文化作品，人們對那個時代的歷史似乎已經頗為熟悉，學術研究還可以做什麼？曾有人聽聞楊孟軒的研究主題與計畫，便好奇的問：「這是要寫一本學術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嗎？」可見得某些歷史敘事已然成為許多人眼中特定時代的代言者。
但翻開歷史檔案，楊孟軒所看見的時代面貌，並不僅止於《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描繪的戰亂、流離之痛。1949年來臺的移民作為強勢的文化群體，且倚賴政治權力作後盾，為原先居於此地的人們帶來傷害與影響。此外，特定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符號：如眷村、老兵等，為什麼被成為外省群體身分認同的記號？其形象歷經怎樣的變遷？不同時代的痕跡牽引著楊孟軒重新返回過去，其中浮現的記憶多元性與權力關係，成為聯繫過去與現在的新樞紐。
被遺忘的老兵形象與生命處境
1950年3月22日，保安司令部的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呈一份公文給總統蔣介石，因事關五名軍人的死刑判決。前一年的11月19日，服役於空軍供應大隊的莫貴親、胡有夫、劉文斌、賴世林與馮錦全等人於台南戲院投擲手榴彈，想趁民眾混亂之際搶劫財物，被捕後五人被判處死刑，槍決行刑。這只是1950、60年代戶籍與兵籍尚未清查，社會動盪之下諸多散兵遊民違法行為的例子之一。
楊孟軒指出，過去這類軍法案件因非政治案件，較不易受到學界注意。而除了洗劫權貴、假藉軍人身分攔查打劫之外，軍人車禍肇事亦不在少數。軍法檔案中就有特別上呈總統報告肇事情況的公文，以及後續處理改善計畫等資料，此外也特別頒布法規要求非現役軍人不得穿著軍裝。這些資料都反映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初期，軍人或退役軍人假藉軍事身分違法亂紀的情況。但挖掘出這樣的歷史，楊孟軒意不在譴責其行為，而是要設法理解這些今日所謂的「老兵」當年的生存處境、如何看待他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他們遭遇的創傷與衍生的行動：
「這不是要抹黑老兵，這些人是在大陸戰亂的狀況下流離，從小就生長在戰亂中，而且多是農民，被國家強制徵召又沒有受過教育的情況下，如何存活？就是搶劫老百姓，這是他們在中國大陸的行為延續到臺灣」
而後政府開始取締散兵遊民，將他們分送不同的收容所、習藝所等。而後更成立退輔會，協助除退役官兵轉往建設公路、經營農場等。楊孟軒認為，上述的歷史過程反映當時政府當局及外省菁英看待「老兵」的態度，將散兵與遊民放在一起視為社會不安定的來源，視為頑劣難以教化的一群人，可受控制的即予以除退役，輔導轉往其他職業發展，不受控制者則關押、處刑，當時統治階層也未曾反省國家施予這些底層官兵的傷害。
然而，這種態度並未能真正體察從中國大陸來到臺灣的底層官兵的社會處境與心理狀態，以至於1982年發生軍人退役轉當計程車司機的李師科殺警奪槍、犯下臺灣第一起持槍銀行搶案，新聞報導中稱其對經濟犯罪屢見不鮮的不公社會心生不滿而作案，除了劫富濟貧心態之外（李欲將贓款資助友人），也引起對老兵孤獨狀態的關注。大約同一時期，出身底層官兵的文藝作家張拓蕪出版的《代馬輸卒手記》也反映了這一群體的處境與內心話，得以引起社會的關注。
從楊孟軒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外省老兵經常在年幼離鄉背井、缺乏教育、受國家強制力強迫的情況下，經受戰亂與流離，這是第一層的創傷經驗。來到臺灣之後，又被治理體系與菁英階層視為需要被規訓的亂源，心緒難伸；除了早期不得其所的在社會中衝撞求生，即使後來逐漸落地，但傷痛與不滿仍然存在。
延伸閱讀
【歷史記憶】記錄與記憶之爭（上）：透過田野推敲口述史背後被壓抑的生命
【歷史記憶】記錄與記憶之爭（下）：個體生命與記憶政治的和解可能？
記憶的落差：當代外省群體的歷史想像
楊孟軒進而以晚近外省群體的兩種歷史敘事與上述的老兵形象做對比：首先是以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樣的傷痛文學為代表，該書談的是外省群體在中國大陸經歷戰亂與流離的悲慘處境，但是這些記憶並不包含底層軍人來到臺灣之後生存處境的艱難，以及後續導致的負面行為，菁英階級曾經對老兵的看法並不曾被提及，更不用說國家對於老兵造成的政治暴力創傷了。該書將整個外省群體視為鐵板一塊，同為時代下的受害者，但是這個群體中複雜的異質性與多元性則失落了，好比來臺初期更強的地域性認同 [2] ，以及不同階級的處境與歷史記憶。
類似的，近年反對「年金改革」的政治群體，其政治論述亦是強調軍公教畢生奉獻給國家，而今國家卻虧待、愧對他們，以國家政策受害者自居，以此聯繫起1980、90年代老兵孤老作為社會弱勢的形象。然而，這些社會團體卻相對是軍人中的高層菁英，也大多不是1949年來臺的第一代、經歷戰爭創傷的老兵。 1950、60年代外省菁英筆下想像與認定的底層官兵，跟當代對眷村、老兵、戰爭流離等符號連成一氣的創傷故事之間的裂縫，讓人想要問：為什麼後者成了今日外省群體對自身的主流想像？為什麼某些記憶被隱瞞或遺忘，而某些記憶則占據更重要的位置，乃至直接被等同於過去的歷史？楊孟軒借助歷史記憶研究中的「文化創傷」與「集體記憶」的概念，延伸出「受害者意識」與「道德架構」來解釋這樣的現象，他在演講中也透別從理論的淵源闡明這些概念的意涵。
下篇
【歷史記憶】楊孟軒：追索歷史記憶的多元性 從理解邁向和解（下）
延伸閱讀
【歷史記憶】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上）：台灣的記憶風潮與記憶典範
【歷史記憶】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下）：超越僵局的新共同體敘事？
[1] 楊孟軒在演講中也談到書名並不容易翻譯，最終的書名定案也經過一些波折，本處按演講時楊孟軒自己的暫譯。 [2] 從當年《中央日報》的廣告欄中，楊孟軒就窺見了這樣的地域性認同，比如徵婚、聘用傭工的廣告，多半傾向於找同鄉人。
撰稿：劉達寬
校閱：楊孟軒
Cover photo by 行政院新聞局 on wikimedia （大陳列島居民抵達基隆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