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生命、思想與著述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為第四場次【史學家的耕耘】，王汎森、陳弱水、彭國翔三位教授的發言輯錄，轉載自聯經思想空間。

講者：王汎森（中研院院士、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弱水兄、國祥兄、陳總經理，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主辦單位要我講余先生宋元明清以下的研究，但是因為我覺得余先生從先秦《論天人之際》一直到近代的著作太多，而且大家都有機會好好的讀，所以就避開了這個問題。最近中研院有兩個刊物要出余先生紀念專號，《漢學研究通訊》也有一個專號，我都答應要寫文章，所以現在就從這三篇裡面挑一篇〈余先生的讀書生活〉，講一下我所觀察的余先生讀書及著述。

今天在座幾位包括弱水兄和國翔兄，是比較少數能夠與余先生長期接觸的人，也常常有朋友跟學生問我這方面的問題。今天的主題既然是「史學家的耕耘」，就講一下我所觀察余先生的耕耘的實際狀況，給大家參考。當然我的觀察也只是一偏之見，因為我是余先生眾多學生中間的一個，也是跟他熟悉的眾多人中間的一個而已。我的觀察不一定正確，但是我希望對跟他不熟的人有一點用處。

廣博精深 以「總機性」文本為線索

關於余英時作為史學家的耕耘過程，我分成幾點來講：

第一點，從清代後期到民國時代乃至現在，很多人治學問都要先從熟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開始，代表性人物如陳垣等。余先生對這部書的情形非常熟悉，我注意到他可能在某一個階段有個機會，非常廣泛地接觸到大量古今書籍，也對這些書的掌握非常（到位）。以前上課的時候，我常聽他提起這些書；他每次提到一本書的時候，都會比一下厚度，表示這些書他有接觸過。關於這些書，他大概有非常廣的提要性的瞭解和知識。第二點，在我們的一次談話中，余先生提出史學家對時事要掌握得非常（精確），哪怕是細節也要深入地瞭解。第三點，我覺得余先生每天隨時都在思考。他有思索的習慣，有時候他眉頭稍微皺一下，你就知道他在思考各種問題。我在普林斯頓大唸書的時候，余太師母告訴過我，余老師在1957、58年左右，非常喜歡看當時流行的美國影集《梅森探案》（Perry Mason），《梅》就是思考、偵查、破案。余老師好像在回憶錄裡也提到，他曾經讀過《福爾摩斯探案》全集，因此我覺得他對思考層層分析、解決疑難，以及思索的習慣，都是無時不刻在進行的。

另外，余老師讀書非常專注。我做學生的時代，常常會在報告前不久才把材料分派給大家。每一次余老師在看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在那個片刻，這個世界上只有他跟那一頁書存在而已。朱熹的讀書法裡面講說，我們讀文本要「作焚舟計」——你做了小船登岸以後，這船就要燒掉了，永遠不會再看到它，因此要把整個文本「吃」下來；作告別計，好像讀完以後，這一生都不再看到它，可是它仍然在你腦海中深深地留存著。我覺得這就是余老師讀書：他在讀的時候，好像天底下只有他跟那一頁書。

而且我注意到余老師在每個時代都有一些「總機性」的文本，從這個「總機」可以通向每一個人。我隨便舉一本，例如《胡適日記》——我留意到他對《胡適日記》非常熟，事實上余先生論及近代的很多文章，裡面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兩條可能跟《胡適日記》有關。因為胡適接觸過的事情和人物太多了，因此可以從這一點，通向一件件個別事件。我想各位熟悉余先生著作、尤其是近代部分的朋友，應該可以瞭解我所講的。余先生對每一個時代（的研究），好像都有這種帶有總機性的文本，可以設立一個座標在那裡，通過一部總機連到各個人。

醞釀漫遠 下筆成文

我從來沒有看過余老師動筆。余老師上課的時候從來不拿筆的，我幾乎沒有看過他寫任何東西，可是他好像隨時在打腹稿。「腹稿」兩字也是他經常提到的。他長期在思索，一旦要動筆要寫的時候，會先把重要材料先看一遍，然後就放在一旁，啪啪啪地開始寫，因此讀余老師的論文，不會覺得引用史料非常繁重。而他動筆之後就沒日沒夜。我最近看到林載爵先生在一篇文章提到（余先生）一個月寫九萬字；而他在給一個老師的信中也講到，過去參加「朱子學國際會議」的時候，曾趕稿趕到不知道還有這個世界存在。

其實除了傳統文獻以外，余先生也相當重視新材料，以及新材料在著述過程中的點化作用。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文物雜誌》好像是他很長時間都有訂閱（的刊物），後來他寫《論天人之際》的時候，也能力所及地用了很多新材料。在寫《論天人之際》的過程中，有幾次我們電話聯絡，他提到幾點我印象很深，其中當然包括「諸子是不是出於王官論」。我注意到，對這一問題他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寫，不過他說「諸子出於王官論」即使跟他寫的問題相干，也要重新說過。關於這個問題，其實他從70年代寫《中國上古史待定稿》那篇文章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醞釀。然而這裡面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每一關都要克服，所以已經想很久了，寫到後來，這（《論天人之際》）也成為他最後一本書了。我記得他提到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連柏拉圖也重讀了一遍。其他先秦史料，尤其是諸子，他都有重新再看，所以關於這個問題，他都想很久。余先生說其實亞洲很多後來的（觀點），都是從古代宗教、經過知識份子有意識的改造之後形成的。雖然余先生不專門做新材料，但我感覺他很留意新材料的點化作用。

另外一點我感觸比較深的，就是長期醞釀。余先生有兩種文章，一種是拿起筆來就寫的，非常快速完成；但大部分書、以及很多重要的文章，其實經過他仔細地追索痕跡，醞釀非常之久，就像珍珠形成的過程，要在蚌殼裡面不停的分泌、不停地摩擦。像是他的第一本英文書，《漢代中外經濟交通》（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就是由1957年交給楊聯陞的一篇研究生報告擴張而成的，後來他寫成了升等論文，出成一本英文書，這中間過了十年左右。像《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我後來有一種感覺，這本書對商人的處理跟討論，早在他《漢代中外經濟交通》裡的若干章節跟注裡面，其實已經顯現出來了。像我們所熟悉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由一篇序變成1000頁的書，像幫顧喆剛日記寫成《未盡的才情》，本來也是從一篇序開始的……他把平常思考累積所得放在腹稿裡面，再將其擴充成一本書。

余先生曾經提到，在治學方面，王國維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事實上，王國維非常用功的時間只有二十年，但他治學用力得當，就像下圍棋沒有廢子一樣，而成果如此之斐然。余先生做學問也跟下圍棋有一點相似，當然大部分人也有類似的過程：總是慢慢地從外面開始向中間包圍。所以余先生說他在讀很多書的過程中，慢慢形成問題，好像下圍棋一樣，慢慢包圍。

余先生的著作非常之多，我沒有力量在這裡做一個概括，也沒有按照總編輯後來給我的題目「宋明清以後」（來談）。以上將近十點，是我作為學生之一長期觀察的總結，謹在這裡整理出來作為大家的參考，謝謝。

本文原刊於《聯經思想空間》，獲授權轉載。

續篇：
【紀念余英時】陳弱水：鑽研學問深入廣博 探問人文、本質問題
【紀念余英時】彭國翔：既有歷史又有思想的思想時 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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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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