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
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下):超越僵局的新共同體敘事?
汪宏倫曾提出「戰爭之框」的概念: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與集體認知框架。比如國家透過區分「敵/我」,動員民眾投入戰爭。戰爭中 無常的暴力與偶然,也讓人們對生命和國族的意義有所質疑。共同體經常要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者、戰爭災難與共同體存續連結在一起,賦予偶然悲劇更高層次意涵;同時區分敵我,也回應命運的難題。
汪宏倫曾提出「戰爭之框」的概念: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與集體認知框架。比如國家透過區分「敵/我」,動員民眾投入戰爭。戰爭中 無常的暴力與偶然,也讓人們對生命和國族的意義有所質疑。共同體經常要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者、戰爭災難與共同體存續連結在一起,賦予偶然悲劇更高層次意涵;同時區分敵我,也回應命運的難題。
近年的歷史教育與大眾文化中,對台灣的歷史記憶有許多翻轉與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愈來愈受到注意,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去。但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我們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框架為何?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為題,提出對台灣記憶政治的反思。
從「對日抗戰」的記憶到《台北大空襲》桌遊和「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到講述白色恐怖的遊戲與電影《返校》,從「吳鳳的故事」到電影《賽德克巴萊》,台灣近幾年無論是對於歷史教育或是流行文化對過去的認識都有許多翻轉或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隱隱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