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人

余英時先生年輕的時候已經覺得有這樣的責任，因為他承繼很多前人的努力、承繼中國傳統的營養。從五四運動、胡適這一輩的自由人，承繼道德跟精神的資源。所以到他那一代，他覺得有同樣的責任要將這些傳統、知識價值繼續在我們社會裡承擔發展下去。他可能會說：「這是非如此不可。因為只能夠這樣子做，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們如果同意余先生賦予知識人的角色，那麼如何發展一套能夠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公共價值系統，這的確值得我們中文知識界去注意。我想照羅爾斯的想法，或者根據余先生他的一些言論與意見，知識人在今天已經不能夠再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的真理，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的觀念代言人。相反知識人應該尊重社會的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公共社會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