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舉辦「創傷與照顧」研習營，會中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的理事會歐洲代表Jonathan Sklar以「在隱喻與心身醫學中的創傷追尋」為題發表演講，本篇為演講現場翻譯及與談人黃守宏（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暨睡眠中心主治醫師）之導讀。另參演講全文。

文：黃守宏（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暨睡眠中心主治醫師）

整篇文章的結構由隱喻開始，接著是闡述擺渡人的故事及歌德的敘事詩當中的隱喻，Sklar由此連結到精神分析理論（尤其是溫尼考特的理論）。文章的中段分別是關於建築的隱喻、臨床個案（Mr. X）的治療片段、音樂的隱喻、搖籃曲背負的意義。最終作者以一首個案的詩作為結尾（講者沒有對詩加以解釋，只任由這首詩的內容讓聽者留下無以名狀的感受）。 

隱喻作為理性語言之外的另一條路

語言和文字是象徵物，承載著人類溝通的重量，無論是具象物體或抽象情感都藉此得到表達，其意符和意指本身有距離，這距離的遠近，我們可以由精神分析師 Henna Segal 的「象徵」及「象徵等同」（symbolic equation）試著理解；語言作為溝通方式，並不一定通往清楚的結果，有時它可以貼近，然而更多的時候它會悖離溝通目的，語言在說出的當下，受到很多內在意圖的干擾，內在意圖可以視為一種內在慾望的呈現，這樣的呈現當然和聽者有關。精神分析中的一個面向乃為心理治療的一種形式，治療室內所發生的互動及張力，即使是非語言的，仍會以語言的形式被標記出來，無論對分析師及個案都是如此。我認為人類在學習語言之後，理性思維也許就和文字綑綁在一起，用充滿理性及邏輯的思考次級歷程來企圖駕馭非理性的慾望及情感，這理所當然會經歷失敗及挫折；隱喻，在文學的範疇裡，是個看似偏離卻更能接近的一種表意，我們可以試著自問：何以需要隱喻？僅僅是為了藝術的美感，又或著其實隱喻有點像是顯夢抑或是症狀—突破防衛後的妥協產物。也許在這樣的脈絡下來思考，我們就不難去想像 Dr. Sklar 在論文裡頭所說的：

「隱喻是作為承載潛意識重量至關重要的形式」。

溫尼考特：母親的護持與搖籃曲中的隱喻

Sklar 所援引的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原是小兒科醫師，後來接受分析師訓練，作為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的學生，溫尼考特在安娜．佛洛依德（Anna Freud）和克萊恩的論戰中不特別支持那一方，反而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立一家之言，成為獨立學派的核心人物。溫尼考特從古典精神分析的潛意識衝突理論，走向重視現實環境對嬰孩的影響，現實環境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母親，母親所提供的「護持」（holding）至關重要，不過這「夠好母親」（good-enough mother）的概念除了給予嬰孩「護持」外，也需要知道何時該撤退，形塑出「過渡空間」（transitional space）的理論；讓孩子能在安全的環境下漸漸發現自戀的「全能幻想」並非真的，從而發展真我及創造力，過與不及的照顧都會導致困境（impingement）。

如 Sklar 指出，溫尼考特除了聚焦在嬰孩的發展，也很重視媽媽的狀態，面對照顧孩子的負擔，當孩子攻擊母親時，媽媽要如何在其中活著且不加以報復，以及對孩子的恨意如何處理？雖然有人不同意媽媽對孩子的恨，但是我們不得不接受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是沈重的負擔。也因此，會有可怕內容的搖籃曲出現，一方面溫暖的聲音、熟悉的氣味、輕柔的撫摸可以用以安撫嬰孩，一方面搖籃曲可怕的內容，則可以作為媽媽恨意的宣洩，存在於母嬰互動的真實空間中，也存在二人心智中的過渡空間裡。換個方式來想，這恐怖的搖籃曲其實隱藏著真實的恨意，透過一種扭曲形式的表達而成功地存在，一如上一段所述的妥協產物般的存在，既隱藏且真實，不正就是隱喻的核心概念嗎？

瓦礫與殘骸：社會創傷與個人心智的對比

我們經常將土地視為母親：如希臘神話中的蓋婭女神，又或是把地球稱為母親（mother earth）。在人類孕育發展的過程中，就如同母嬰關係般地帶給母親許多的負擔及攻擊。根據溫尼考特理論，在攻擊下，母親的存活及不報復是最重要的事，如同戰爭摧毀城市，重建後僅有少數的遺跡可見。Dr. Sklar 將遺跡與殘骸連結上隱喻，對比心智運作，或許有人認為這樣的想法太過穿鑿附會，但佛洛依德對於精神分析的定位，從來就不只是心理治療的一種型式而已，而是定位成一門科學，可以用來看待小至個人大至人類群體的運行。

在個人心智狀態中，有著所謂「強迫性的重複」（compulsive repetition），代表的是本我中原慾的沒有滿足而展現成為的「行為化」（enactment）傾向，是未心智化的黑暗。人類之為一個整體，似乎也歷經著同樣的狀態，縱觀歷史，人類的戰爭重複地發生著，文明的發展所付出的代價為本能的潛抑，然而這些本能總是在潛意識中伺機而動，也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中，人類的經歷並非遺忘，而是根本未曾去理解，是沒有心智化的黑暗再一次強力的突破。佛洛依德的人生歷經了二次世界大戰，在他理論發展初期的「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及個體保存本能似乎無法去解釋戰爭的原由，也因此發展出了所謂的「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這些重建城市中的遺跡，如同心智中創傷的殘留，遮蓋著同時也揭露著未能消化的過去歷史，唯有我們對此進行哀掉，才能走出行為化的重複。

治療的片段：透過隱喻建立「過渡空間」

精神分析的文獻大多會夾帶著一個治療片段，似乎是一個約定成俗的習慣了，我想主要是理論的生硬所致，所以需要一些軟性的內容來緩衝，再者，我們不可否認的是精神分析的知識是來自於治療室裡面；Mr. X的治療片段更是令人動容，在其中運作的是克萊恩提出的「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連結著比昂 （Wilfred Bion）的「涵容理論」（Theory of Containment），當然比昂的「涵容理論」對照「投射性認同」，有學者認為那是一種極端的推演、誇張的手法，然而在 Sklar 分享的這個治療片段中，不論是投射性認同及涵容理論都有著充份的體現，聽者及讀者都能夠感受到在治療的對偶關係裡的張力和情緒。

然而，使我感動的是治療師在聽到精神病狀態的闖入後，震驚恐懼之餘，以一種從容的姿態去處理自身的感受再予以回應，一語中的。在 Sklar的回應後，Mr. X開始哭泣，並接著下個治療的開展；首先，治療師對於精神病狀態闖入的反應，沒有視之為病態或是診斷，而以隱喻的方式看待之，方能消化在如同補丁之後的黑暗，其次，治療師以語言恰如其分地回應，以溫尼考特的角度來看，治療師接住了個案，提供了一個護持的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這環境包括了躺椅、時間、治療師的在場、存活、以及回應的語言。

對此，我想連結回語言本身，語言作為象徵化的產物，本就有模糊的空間，隱喻當然也是，這個空間一如溫尼考特的「過渡空間」現象一樣地存在，在這空間當中，個案得以攻擊，治療師得以存活，二者可以在其間共同創造及遊戲。如同後續在週五的治療中，治療師用巧妙的隱喻來回應個案的瘋狂，個案心領神會，彷若是個遊戲般，而這個遊戲的基礎是在於前一天治療所建立起來的空間，是一種屬於過渡的空間，過渡在現實和妄想中間、過渡在治療師和個案中間、過渡在治療室內和外中間；至於治療分析中的理論及個案的概念化假設都是後話了。

重回語言的模糊性

拉岡非常看重語言，他認為潛意識的結構就如同語言般，他看重語言的模糊性，也認為這是分析師唯一的工具，這個語言的模糊性在表述者和聽者之間會帶來很大的空間，如同上段所述，可以讓二者在當中投射及創造，言語帶來的護持由此而來，當我們失戀聽著濫殤的情歌，從中得到療癒，約是如此。在精神分析的開枝散葉後，法國的精神分析似乎特別看重語言的部份，在佛洛依德早期的文本也可看到佛洛依德對於語句甚至文字的拆解，如同思考顯夢背後的夢工作（凝縮、置換、潤飾等）一樣。

我記得在一場精神分析研討會中，曾聽法國分析師Dr. Jean-Claude Lavie說：「人無法逃出自己語言所設置的疆域」，意即人在語言表達時，是會圍繞在內在意圖的週遭，這個內在意圖就在那裡，等著隱藏，等著發現。診療室裡的工作，分析師站在移情的基礎上，用著平均懸浮的注意力聆聽著陳述的內容及形式，才能往內在推進、也靠近一些；我很喜歡Dr. Jean-Claude Lavie的這段話，因為他拓展了在談話中的視野，同時增加了身為聽者的餘裕；最後，我想表達的是語言的使用太過自然，自然到我們常忽略了當中的空間及不確定性，在Dr. Sklar的演講後，讓我們從隱喻出發，重新思考語言，而在每次的聆聽中聽到更多。

演講原文：
【隱喻與創傷】：心理分析師的工作是去修復隱喻性（一）
【隱喻與創傷】：遮蓋的同時也顯露了歷史（二）
【隱喻與創傷】：共同工作、修復隱喻的例子（三）
【隱喻與創傷】：音樂與詩的隱喻（四）

編輯：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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