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喻與創傷】黃守宏醫師導讀:隱喻所開展的過渡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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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舉辦「創傷與照顧」研習營,會中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的理事會歐洲代表Jonathan Sklar以「在隱喻與心身醫學中的創傷追尋」為題發表演講,本篇為演講現場翻譯及與談人黃守宏(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暨睡眠中心主治醫師)之導讀。另參演講全文

文:黃守宏(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暨睡眠中心主治醫師)

整篇文章的結構由隱喻開始,接著是闡述擺渡人的故事及歌德的敘事詩當中的隱喻,Sklar由此連結到精神分析理論(尤其是溫尼考特的理論)。文章的中段分別是關於建築的隱喻、臨床個案(Mr. X)的治療片段、音樂的隱喻、搖籃曲背負的意義。最終作者以一首個案的詩作為結尾(講者沒有對詩加以解釋,只任由這首詩的內容讓聽者留下無以名狀的感受)。 

隱喻作為理性語言之外的另一條路

語言和文字是象徵物,承載著人類溝通的重量,無論是具象物體或抽象情感都藉此得到表達,其意符和意指本身有距離,這距離的遠近,我們可以由精神分析師 Henna Segal 的「象徵」及「象徵等同」(symbolic equation)試著理解;語言作為溝通方式,並不一定通往清楚的結果,有時它可以貼近,然而更多的時候它會悖離溝通目的,語言在說出的當下,受到很多內在意圖的干擾,內在意圖可以視為一種內在慾望的呈現,這樣的呈現當然和聽者有關。精神分析中的一個面向乃為心理治療的一種形式,治療室內所發生的互動及張力,即使是非語言的,仍會以語言的形式被標記出來,無論對分析師及個案都是如此。我認為人類在學習語言之後,理性思維也許就和文字綑綁在一起,用充滿理性及邏輯的思考次級歷程來企圖駕馭非理性的慾望及情感,這理所當然會經歷失敗及挫折;隱喻,在文學的範疇裡,是個看似偏離卻更能接近的一種表意,我們可以試著自問:何以需要隱喻?僅僅是為了藝術的美感,又或著其實隱喻有點像是顯夢抑或是症狀—突破防衛後的妥協產物。也許在這樣的脈絡下來思考,我們就不難去想像 Dr. Sklar 在論文裡頭所說的:

「隱喻是作為承載潛意識重量至關重要的形式」

溫尼考特:母親的護持與搖籃曲中的隱喻

Sklar 所援引的溫尼考特(Donald Winnicott)原是小兒科醫師,後來接受分析師訓練,作為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的學生,溫尼考特在安娜.佛洛依德(Anna Freud)和克萊恩的論戰中不特別支持那一方,反而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立一家之言,成為獨立學派的核心人物。溫尼考特從古典精神分析的潛意識衝突理論,走向重視現實環境對嬰孩的影響,現實環境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母親,母親所提供的「護持」(holding)至關重要,不過這「夠好母親」(good-enough mother)的概念除了給予嬰孩「護持」外,也需要知道何時該撤退,形塑出「過渡空間」(transitional space)的理論;讓孩子能在安全的環境下漸漸發現自戀的「全能幻想」並非真的,從而發展真我及創造力,過與不及的照顧都會導致困境(impingement)。

如 Sklar 指出,溫尼考特除了聚焦在嬰孩的發展,也很重視媽媽的狀態,面對照顧孩子的負擔,當孩子攻擊母親時,媽媽要如何在其中活著且不加以報復,以及對孩子的恨意如何處理?雖然有人不同意媽媽對孩子的恨,但是我們不得不接受孩子的存在本身就是沈重的負擔。也因此,會有可怕內容的搖籃曲出現,一方面溫暖的聲音、熟悉的氣味、輕柔的撫摸可以用以安撫嬰孩,一方面搖籃曲可怕的內容,則可以作為媽媽恨意的宣洩,存在於母嬰互動的真實空間中,也存在二人心智中的過渡空間裡。換個方式來想,這恐怖的搖籃曲其實隱藏著真實的恨意,透過一種扭曲形式的表達而成功地存在,一如上一段所述的妥協產物般的存在,既隱藏且真實,不正就是隱喻的核心概念嗎?

母親在護持之外也要形塑過渡空間
Photo by lucas mendes on Unsplash

瓦礫與殘骸:社會創傷與個人心智的對比

我們經常將土地視為母親:如希臘神話中的蓋婭女神,又或是把地球稱為母親(mother earth)。在人類孕育發展的過程中,就如同母嬰關係般地帶給母親許多的負擔及攻擊。根據溫尼考特理論,在攻擊下,母親的存活及不報復是最重要的事,如同戰爭摧毀城市,重建後僅有少數的遺跡可見。Dr. Sklar 將遺跡與殘骸連結上隱喻,對比心智運作,或許有人認為這樣的想法太過穿鑿附會,但佛洛依德對於精神分析的定位,從來就不只是心理治療的一種型式而已,而是定位成一門科學,可以用來看待小至個人大至人類群體的運行。

在個人心智狀態中,有著所謂「強迫性的重複」(compulsive repetition),代表的是本我中原慾的沒有滿足而展現成為的「行為化」(enactment)傾向,是未心智化的黑暗。人類之為一個整體,似乎也歷經著同樣的狀態,縱觀歷史,人類的戰爭重複地發生著,文明的發展所付出的代價為本能的潛抑,然而這些本能總是在潛意識中伺機而動,也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中,人類的經歷並非遺忘,而是根本未曾去理解,是沒有心智化的黑暗再一次強力的突破。佛洛依德的人生歷經了二次世界大戰,在他理論發展初期的「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及個體保存本能似乎無法去解釋戰爭的原由,也因此發展出了所謂的「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這些重建城市中的遺跡,如同心智中創傷的殘留,遮蓋著同時也揭露著未能消化的過去歷史,唯有我們對此進行哀掉,才能走出行為化的重複。

治療的片段:透過隱喻建立「過渡空間」

精神分析的文獻大多會夾帶著一個治療片段,似乎是一個約定成俗的習慣了,我想主要是理論的生硬所致,所以需要一些軟性的內容來緩衝,再者,我們不可否認的是精神分析的知識是來自於治療室裡面;Mr. X的治療片段更是令人動容,在其中運作的是克萊恩提出的「投射性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連結著比昂 (Wilfred Bion)的「涵容理論」(Theory of Containment),當然比昂的「涵容理論」對照「投射性認同」,有學者認為那是一種極端的推演、誇張的手法,然而在 Sklar 分享的這個治療片段中,不論是投射性認同及涵容理論都有著充份的體現,聽者及讀者都能夠感受到在治療的對偶關係裡的張力和情緒。

然而,使我感動的是治療師在聽到精神病狀態的闖入後,震驚恐懼之餘,以一種從容的姿態去處理自身的感受再予以回應,一語中的。在 Sklar的回應後,Mr. X開始哭泣,並接著下個治療的開展;首先,治療師對於精神病狀態闖入的反應,沒有視之為病態或是診斷,而以隱喻的方式看待之,方能消化在如同補丁之後的黑暗,其次,治療師以語言恰如其分地回應,以溫尼考特的角度來看,治療師接住了個案,提供了一個護持的環境(holding environment),這環境包括了躺椅、時間、治療師的在場、存活、以及回應的語言。

對此,我想連結回語言本身,語言作為象徵化的產物,本就有模糊的空間,隱喻當然也是,這個空間一如溫尼考特的「過渡空間」現象一樣地存在,在這空間當中,個案得以攻擊,治療師得以存活,二者可以在其間共同創造及遊戲。如同後續在週五的治療中,治療師用巧妙的隱喻來回應個案的瘋狂,個案心領神會,彷若是個遊戲般,而這個遊戲的基礎是在於前一天治療所建立起來的空間,是一種屬於過渡的空間,過渡在現實和妄想中間、過渡在治療師和個案中間、過渡在治療室內和外中間;至於治療分析中的理論及個案的概念化假設都是後話了。

治療中的互動彷彿共同創造與遊戲的過渡空間
Photo by Vidar Nordli-Mathisen on Unsplash

重回語言的模糊性

拉岡非常看重語言,他認為潛意識的結構就如同語言般,他看重語言的模糊性,也認為這是分析師唯一的工具,這個語言的模糊性在表述者和聽者之間會帶來很大的空間,如同上段所述,可以讓二者在當中投射及創造,言語帶來的護持由此而來,當我們失戀聽著濫殤的情歌,從中得到療癒,約是如此。在精神分析的開枝散葉後,法國的精神分析似乎特別看重語言的部份,在佛洛依德早期的文本也可看到佛洛依德對於語句甚至文字的拆解,如同思考顯夢背後的夢工作(凝縮、置換、潤飾等)一樣。

我記得在一場精神分析研討會中,曾聽法國分析師Dr. Jean-Claude Lavie說:「人無法逃出自己語言所設置的疆域」,意即人在語言表達時,是會圍繞在內在意圖的週遭,這個內在意圖就在那裡,等著隱藏,等著發現。診療室裡的工作,分析師站在移情的基礎上,用著平均懸浮的注意力聆聽著陳述的內容及形式,才能往內在推進、也靠近一些;我很喜歡Dr. Jean-Claude Lavie的這段話,因為他拓展了在談話中的視野,同時增加了身為聽者的餘裕;最後,我想表達的是語言的使用太過自然,自然到我們常忽略了當中的空間及不確定性,在Dr. Sklar的演講後,讓我們從隱喻出發,重新思考語言,而在每次的聆聽中聽到更多。

演講原文:
【隱喻與創傷】:心理分析師的工作是去修復隱喻性(一)
【隱喻與創傷】:遮蓋的同時也顯露了歷史(二)
【隱喻與創傷】:共同工作、修復隱喻的例子(三)
【隱喻與創傷】:音樂與詩的隱喻(四)

編輯:劉達寬
Cover photo by Martin Jernberg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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