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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余英時】文化中國（下）：貫通天人之際文化精神和而不同

2021-09-27

「他有現代人的理念，非常清晰地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什麼是『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府』──『祖國』、『國家』、和『政府』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理解他關懷的是哪一個中國，也可以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余先生一生都是學者，一個屬於世界的學者……」

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生命、思想與著述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以論壇第二場次【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為主，延伸對文化中國的當前思索。（本文摘錄論壇圖文內容獲聯經授權。）

葛兆光：「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

與另外兩位講者的脈絡相似，葛兆光更為廣泛地概括了余英時畢生的努力──在「傳統文化」與「現代處境」之間，尋求超越現代中國文化的困境。雖然從他師承錢穆與楊聯陞的兩條路徑，或是在傳統與現實、儒家價值與自由民主、中國歷史與西方理論方法之間，都充滿著張力，但在余英時面前，沒有那麼多天然的障礙、沒有那麼多「真正不可通約的矛盾」。之所以能如此貫通，葛兆光直言：

「他以他的歷史研究，關懷中國的現狀，因此可以不落門戶之見，而有世界眼光，能夠深入傳統的問題，而又有國際一流的追求。站在世界的高度，就不會把『中西』或者『古今』視為絕對的對立，所以他才能『通』。」

更也是因為余英時涵容著批判與現實關懷，從實際的研究中與理論預設相互辯證，形成自己在理論與實踐上的整體，因此經常能有洞見與包容性，葛兆光是這樣去理解余英時的：

「我感到余先生實際上對中國整個思想史，已經有一個整體的思考。整體很重要，歷史研究常常需要以整體對抗整體，以整體來顛覆整體。歷史研究要想建立一個新的典範，就必須提供一個整體重寫的基礎，讓這個基礎上重寫的歷史全面改觀，使歷史論述另起爐灶，而絕不僅僅是拆東牆補西牆，修修補補，好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

「每個歷史學家都有自己關注的重心，用這種重心來貫穿整個歷史。如果說陳寅恪先生是以中外、宗教、民族這種思考為通史的中心，那麼余先生就是試圖重構知識人和思想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大歷史。透過這個大歷史你才能理解，中國為什麼有『內向超越』，為什麼會有『反智』，為什麼會有『道統』和『正統』，為什麼會有不得已而為之的『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為什麼會有知識人的邊緣化，為什麼會有現代儒家的遊魂現象……你才能通過這個通貫的大歷史，理解當下中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當中的知識人命運，並且考慮到未來知識人的方向。」

也就可以說，在中國文化受到衝擊至今的百多年來，乘載、接受傳統文化價值與精神的知識人，需要重新去審視自身所堅持與實踐的道。而文化、思想如何在社會的哪些條件與因素下形成、變遷，便是回應這種當代處境的方式；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即是這樣的一種努力，葛兆光稱這跟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偉大理想是彼此相通的。

而在回溯文化過往之路的同時，也必須面對現代處境的兩個問題：西方政經力量與文化價值的現實衝擊，以及如何理解自身、理解世界的理論方法之批判和重整。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去回答「如何面對這個現實」？我們要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嗎？我們所身處、承繼的社群長久以來的價值觀又該置於何處？另一方面，傳統文化與我們自我認識、認識世界的理論方法息息相關，如果前者受到動搖，後者又該如何自處？

就葛兆光看來，余英時扎實地重新爬梳中國文化與社會之間長久以來的變與不變，同時透過實際研究的過程有意識地結合西方研究取徑，形成自己以「重構知識人和思想文化為核心」的整體框架，進而在回顧過去的同時，朝未來前進；帶著世界的高度，但沒有慌亂地拋下自身的文化繼承。他稱余英時在根本上抱持「史家」的態度，總是「將思想學說放在社會、政治和歷史的語境裡面去理解」，從而能注意到儒家與法家在現實面的一體兩面，這同時也是對於西方思想史方法的兼容；將思想放在其特定語境中理解，而不是抽象出來「變成一個文本，或者是懸在半空中飄著的一種東西」，而能對傳統有一個新的眼光。

在其通貫古今、兼容東西的努力中，余英時也始終保持著理想性。葛兆光提到：「他曾經這麼解釋他所理解的『天人之際』：他說『天』代表了超越境界，『人』代表的是現實境界。」在各樣細微豐富的研究中，心懷著對超越、改善、更尊重人生命處境的理想；因此他仍懷著某種鄉愁，但這鄉愁不是囿於地域或政治範圍的，而是精神上以人為本的鄉愁。葛兆光綜合出余英時在寫史背後的三個關懷與抱負：其一，他期待知識人承擔起政治責任，提升文化。其二，不只流於傳統，而有知識人的自主與獨立，保持現代知識人的品格。其三則是，接受不同文化彼此交流的現實與可能性，在不同文化中尋求普世性的價值，而不僅限於己身。

之所以能抱持這樣的關懷與高度，葛兆光認為余英時的洞見在於能夠去區分政治中國與文化中國，不被民族情感與本位主義牽動。沒有落入懷念歷史榮光、將傳統當作振興現實政治力量之資源的陷阱，而是發掘傳統文化中真正獨特、得以影響提升全人類的思想與價值。葛兆光說：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他和那些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抱有過高期待、過高同情的那些人不一樣；他同情關懷熱愛著這個中國，但是他始終非常冷靜地看到了『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他有現代人的理念，非常清晰地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什麼是『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府』──『祖國』、『國家』、和『政府』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理解他關懷的是哪一個中國，也可以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余先生一生都是學者，一個屬於世界的學者，他在知識、思想和學術的世界裡獲得自由，那是屬於天的境界；但是他又始終不渝地關心現實的中國，這是人生活的空間。天和人始終在交互影響，所以我願意說，余先生一生都在『通古今之變』，也一生都在『究天人之際』，在歷史和現實、世界和中國之間，他把一切都打通了，所以我們說余先生是一個『通人』。」

在聽眾問答時，葛兆光也進一步去解釋，何謂「國家」、「文化上的祖國」與「政府」，以及三者的變動性。以國家而言，在特定的空間中，族群、疆域乃至宗教信仰都會變化，因此難以稱為「自古以來不變」；論及政府，葛兆光將「王朝」類比於現代意義的「政府」，而以中國來說朝代不斷更迭，「控制這塊地方、治理這塊地方的，是不斷會變化的政府」；相對的，在核心區域共同生活的人們，在「習慣與文化上面逐漸形成傳統，並且深入民間以後，則可能成為人們文化意義上的祖國」。

如果要能辨認文化意義上的中國，就必須懂得區分三者。雖然余英時對於中國思想史有著整體框架，但那意味的是關注的核心、方法上的意識，然而同時對於所研究但又生活於其中的文化，若未能有所區分，便可能錯失重點。葛兆光延伸余英時貫通大度背後的深切明辨：

「我們過去很多想法的錯誤就在於，我們總是用整體、混融、不加區別的方法對待一件事情。現代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則是要細緻區別、分化，不能夠混成一團。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一代來說，區分在文化意義上跟你血肉相連有認同的祖國，和你生活的這塊地方，也就是地理意義上的、空間的中國，和管理你的秩序的政府，是很重要的。」

返回自身走入世界

余英時所言「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意涵，在主持人與三位講者的發言中，已然更加明白與成形。而斯人雖逝，但其精神與理念依舊能為世人指引。何曉清一改余英時自己的話：

「從此以後不需要再去那個小樹林找余先生，像他說的，我們在哪裡他也就會在哪裡，他的思想精神、給我們照亮的這些道，我們可以每天都跟他對話」。

確實，余英時在唐獎得獎人演講時對「文化中國」的討論，對華人世界的當代處境仍饒富啟發：從西方史學理論的爭論中，他進而反思──既然歷史中不可能尋得絕對的普遍規律，那麼不同文明的發展就不必然走上相同的路；文化上的殊異性仍然有解釋與指引的價值。如果要回答東西方文明現代處境的差異，回顧來時路、關注知識人的思想與實踐轉變的社會與政治背景。而這樣的回顧並不是堅守本質化或僵固分期：「並不是說一個文化一旦有了某一種主要特色以後，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期都有支配作用、就不能改變──文化是可以改變的」。

不放棄自身文化傳統的獨特性，但亦尋求以傳統邁向普世性；探究歷史中的價值體系變遷，但從不離開當代處境，正是余英時「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精神體現，這樣的文化之路如余英時所說，仍充滿可能── 「歷史所反映的價值是怎麼樣一回事情？我不認為歷史是關了門的；中國歷史可以永遠照自己原來的路線走下去。誠如梁啟超最早提過的：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中國的中國，也不是東亞的中國，而是世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