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於2018年舉辦之《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回顧與前瞻》論壇 「華人倫理實踐研究」，會中宋文里老師所發表之演講講綱，曾刊載於《人間心理學》。宋文里老師從對於將文化實體化、僵固化的危險談起，並重新思考風土與理論的主客關係，並以語言貫串其思路；在批判與再思「本土化」之後，摸索療癒現場自省、自發、自覺的可能性。
文：宋文里（前清華大學社人所、社會所教授，輔仁大學心理系兼任教授）
○、
我從1996年起開授「文化心理學」課程。由於在此之前將近十年的時間，我先後閱讀了至少四位原創思想家作品，這才肯定要加入這股新興的心理學思潮。[3]這四位具有啟發性的先師是：
- Edward Sapir，他在耶魯大學客座的年代（1931~1937）第一次開設了「文化心理學講座」；
- 俄國的Lev Vygotsky，在1925~1934年間自行創立了一系列歷史-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和理論，其中兩本較早譯為英文而廣為人知的著作是Mind in Society, Thought and Language （另版：Thinking and Speaking）；
- 劍橋的哲學家 Ludwig Wittgenstein，在他最具影響力的《哲學探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一書之外，還有一套遺作Remarks on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將語言哲學的難題交織到心理學的許多前提預設之中；
- Charles Sanders Peirce最早將semiotics（俗譯「符號學」）的問題全面鋪設出來，從他的全集中選出的Peirce on Signs是其中最精鍊的讀物。[4]
文化心理學一開始就包括ethnopsychology, folk psychology（相當於「民族心理學」）之類的議題，但根據Richard Shweder的說法，文化心理學必須超越這些個別文化的研究，以「超文化」的(transcultural)視野來思考文化對在地人以及對人類的意義系統問題，因此，文化心理學不會停留在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框限之中。 在開課當時，台灣唯一接近於「文化心理學」論述的學院組織，最早的就是台大心理系的「本土心理學研究室」（起於1991）。我曾經受邀參加該研究的創始群隊，也曾經投稿刊登於《本土心理學研究》期刊(1996)。但捻指一算，我開始探索文化心理學的時間（約在1985）早於「本土心理學研究室」的創立。當時我還不知這種研究在十年之前已經出現於國際學界，譬如Paul Heelas & Andrew Lock所編的Indigenous Psychologies(1981)一書。然而，開課之後十年，我寫下〈第三路數之必要〉(2006)[5]一文，已經旗幟鮮明地表示：我既不看好，也很難再支持「本土心理學」運動，或「華人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因為這個運動悖離了我所知的文化心理學研究宗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個看起來很小的問題：我原以為這種「本土心理學」使用的英文應該是複數形式（如Heelas & Lock那樣的indigenous psychologies），而不是單數的“indigenous psychology”──這「單數／複數」的問題已經被人提起多次，但似乎總是沒對上問題的核心。而當我們要談「問題核心」時，那就再也不是個小問題，因此，我的話題要從此開始。
一、
單數的本土心理學，標定一個族群作為研究範圍，當然就是自己所屬的族群。本來，任何地區發展的（單數的）本土心理學都可以自成一格，這不是問題；但我發現的問題狀況卻比這要嚴重得多：
- 當一個研究群一直不能跨越單一族群限制，來和其他各種本土心理學對話，這已經把「跨文化比較研究」排除在外，其中隱含著認識論障礙(epistemological obstacle)。
- 這個研究群甚至不和異文化，以及本土之內的各個次文化對話，這就是對他者無知，不顧「自我反思」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也缺乏自我批判的本體論危機(ontological crisis)。
這重重障礙與危機的發現，使我開始懷疑：像這樣的研究群，不論是自覺或不自覺，是否意圖發展出一種自說自話的「研究」，而不以對話作為研究的基礎？若是的話，像這樣的「單一族群主義」，不論該族群的涵蓋範圍有多大，表面上都可稱為「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研究」──果然，這個「自己」就不疑有他地被稱為「華人」了。（＊＊「華語」和「華人」是顯然有別的概念，一字之間的毫釐之差，失之千里矣。）
既然談到這裡，有幾個相似而容易混淆的用語，我們必須仔細加以釐清，才能明白這種「華人的／主體的」研究，在我看來為何危機重重。我們當頭的用語問題本來應落在「華人」上頭，但從文化心理學的理論來說，更該釐清的就在「文化主體／文化主體性」這組詞彙上。
什麼叫「文化主體」？假若要拿這當作研究題目時，寫研究計畫必須附上英文摘要，我的揣測是提計畫的人會使用“cultural subject”或“culture as subject”。但把這兩詞分別鍵入網路搜尋引擎，結果是這樣：
- 前者只會出現“cultural subjects”，是指文化課程所包含的內容，無關乎「文化主體」；
- 後者也不是個慣用語，因此查無內容。
所以，「文化主體」確實只出現在我們使用的現代漢語圈子裡，也可確定是最近才鑄造出來的新詞彙，辭典還來不及收錄，因此查不出它的語源。
不過，在我的文獻閱讀經驗中，以實在論（包括以所謂的「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ist realism）為基底的「本土心理學」研究群作品，最可能就是此詞的始作俑者。因為他們慣於把「文化」視為一個可以實體化的對象，亦即在談「主體化」之同時，就是在進行「客體化」，譬如把文化說成「一套生活方式的整體結構」，並且還強調這個整體結構的連續性，具有綿延不斷的本質，通常就是指一個國族或國家的歷史。這確是本土心理學最慣常使用的語意，而其中那個被實體化的主體就叫「本土」，或叫做「華人」──「本土」是指「風土／文物／民情」；「華人」則強調了具有延續性的「中華歷史／文化」。以上是對實在論所作的語意分析。分析結果會有這種發現，也是因為實在論語言本身的所指非常狹隘之故──它很快就會陷入無可遁逃的失語症命運。
當我們習慣於日常用語，把「社會」、「文化」都當做某個族群，甚至某個地區、國家的同義詞時，我們確實已經把那兩個語詞都實體化了。我並不反對這樣的習慣用語叫做「方便之詞」；但在更進一步的深度探討中，我建議要採用存而不論之法，把日常用語中的習慣先予以懸擱。嚴格來說，文化不會，也不可能，是什麼「主體」；最多，我們可說文化有其「主體性」，這就比較接近於我們本來想要強調的文化主體功能，或自主作用──文化是一種恆動的狀態，不會停下來擺個身段，就像現代量子力學對於物質的微粒子理解一樣，任何一位科學家都不可能叫它來一個停格，好讓你能確確實實地描繪或拍攝出它的身姿。恆動的微粒子只能作個或然（機率）的估算，而不會讓你描述出定然（精準）的樣貌──在這樣的認識之下，甚至必須推翻「微粒子」的物質理論。我們對於文化也必須作如是觀，換句話說，想討論文化和主體，我們只能說它有主體性，而不能以「文化主體」之名來為它偷渡出一個不能成立的實體。
二、
「偷渡實體」的問題是很多本土論者共有的難關。反過來說，當我們在強調文化的主體性就在於「話語主體」(speaking subject)上，這和觀察文化所表現的風土人情、文物慣習，基本上是兩回事──前者強調動態，後者則一直強調停格。對於「文化」的議題，前者要強調「華語」（漢語），而後者則強調「華人」。我們之所以要作此區分，乃起於這樣基本的疑問：我們研究的究竟是「華人」還是「會講華語（漢語）的人」？──講華語（漢語）的原住民並不自稱「華人」（漢人），此理至明！
這就好比在問：心理學對於反思，究竟是在乎「能思」本身，還是更在乎「所思」？譬如人對於杯子的認知──對心理學而言，要點在「認知」（主觀功能），還是在「杯子」（客觀對象，即「客體」）？──但這麼基本的問題，在杯子變成餐具、餐飲行為、飲食習慣、飲食者動機、菜飯的定義等等複雜對象時，心理學常常守不住它自己的任務（認知），而會跟著對象起舞。或者，如果它真守住了任務中的要點，卻常會以另一種實體化來把問題轉變成：認知者甲和認知者乙的所知（「客體」）有何不同──這其實是一樣的毛病，就是仍然落入了「對象」的圈套，而不再關切心理學自身的知識任務了。
說到這裡，我們也可以準確地回到本土心理學發展史上的一個公案：在引進語言學、人類學所討論的“emic/etic”之別時，本土心理學運動（甚至可能是整個「社會科學中國化」運動）把這對語詞翻譯成「主位／客位」──它是一種誤譯，亦即一種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嚴重偏離了語言學或人類學的原意──而當這個運動就在此基礎上展開其世紀大業之時，它已經在望文生義、以辭害義地說：它所在乎的就是在主位上的實體對象，而非在客位上的「外來理論」。文化就等於風土人情在「主位」舞台上的表演；至於「客位」的舞台，它根本不屑上。實體化有了個如此的「理論依據」而致把主體性的問題完全置諸腦後。
但是，“emic/etic”到底是什麼理論依據？──首先，這本來是個區分話語型態，亦即區分文化層次的理論，這是個本土理論嗎？為何在翻譯成「主位／客位」之後，會立刻不言自明地把前者(emic)視為本土的天使，而讓後者(etic)變為外來的魔鬼？
三、
對於「“emic/etic”到底是什麼理論」的問題，我在先前作品（〈第三路數〉一文）中已經作過充分的批判詮釋，本來在此也不必再加贅述了，但是，在讀過Marcus and Fisher (1986/2004: 30)的《文化批判人類學》[6]之後，有一點心得，可進一步拿來說明那「天使／魔鬼」式二分法的涵義，以及「主位／客位」二分法的誤解何在。
Marcus and Fisher特別說明了etic是指某種脫離文化脈絡的理論，不適於解釋文化的在地意義。但在此並沒有說明：和文化脈絡較為親和的「emic現象」如何可以成為任何「理論知識」。我們只知道使用“emic/etic”的區分可以說明有些理論的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ation)，同時也可達成對於該理論的批判，但當Marcus and Fisher說這組“emic/etic”的區分概念很接近於Clifford Geertz所用的「近接經驗(experience near)／疏遠經驗(experience far)」的區分時，我們卻知道Geertz從未使用這組區分來說明「某理論是否適用於解釋在地經驗」的問題。於是，對於最早提出“emic/etic”區分的Kenneth Pike，我就很懷疑他所說的emic approach在理論形成上是否已構成了自相矛盾的難題？
我認為既然叫做emic，就不會有「emic理論」。只能先把「emic經驗」轉變為emics（亦即「emic學」──學說或理論），之後才能作「emic理論／etic理論」的比較。矛盾之處在於：為什麼在地的「emic經驗」會轉變為「emics的學問」？「百姓日用而不自知」本是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常態，而當在地人試圖從「不自知」轉變為某種「知」的時候，那也不表示他們已經成功地達成一種可以與etic理論相提並論的層次──這是許多研究「ethno-理論」的人都知道的事實：譬如拿藥理的土方相對於製藥的理論來說，常是不可比較的，而不是藥方是否適用於治療在地疾病的問題。巫醫的「藥理學」（如果有的話）只是漢醫所認知的藥理學（本草）的某種「擬仿」，不論前者所製作的藥方適不適用於當地人──還有，什麼叫做「適用」？這難道不是另一個更需要批判詮釋的問題嗎？這裡所說的“emic,” “ethno-“，真的可以稱為「主位」嗎？它自然等於「主體性」或「自主性」嗎？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作出的回答應該說：「正好相反。」──難怪在地人自己也必須發展出某種自我批判，譬如在漢傳文化系統中發展出「聖／巫」之別，或「漢醫／巫醫」之別；雖然這有別的兩者都可視為「在地的」（本土的），但他們之間已形成內在拮抗的局面，無論是表現為認知差異或階級差異皆然。我們所謂的「主體性」究竟會落在「拮抗局面」中的哪一面？我想我就把答案留給在座的各位吧！而當我們在接觸到這種差異的狀況時，只把“emic/etic”的區分拿過來套一套，那就是完全失去批判思考而變成不知所云了。
實體的有無，在此也無助於區分，而只會說：兩者都屬文化實體。那麼，能夠辨別實體之間的區分者，必屬另一個理論層次的問題──本土心理學對此，亦即同一文化內部何以產生互相拮抗的差異實體，可曾有過任何超過「主位／客位」的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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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二部分：
【轉載】宋文里：「華人／本土・文化主體・文化主體性」： 文化的療遇時刻（二） – C-Culture Zine (nccu.edu.tw)
本文第三部分：
【轉載】宋文里：「華人／本土・文化主體・文化主體性」： 文化的療遇時刻（三） – C-Culture Zine (nccu.edu.tw)
演講影片：
「華人/本土・文化主體・文化主體性」： 文化的療遇時刻｜宋文里 – 漢學虛擬學院 (nccu.edu.tw)
[1] 本文可視為先前著作的補述：宋文里，2014〈療遇時刻：理心術與療癒的多重文化交叉論述〉，《哲學與文化》，第41卷，47-74。 [2] 對於這個論壇主題，我曾被困擾良久，一度猶豫是否該拒絕邀請。我認為比較對勁的措辭應是「文化主體性的華語探究」。我在本文中就是在闡明我所猶豫的種種問題。 [3] 「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雖然不是很新鮮的字眼，但最近一波文化心理學思潮確實是在1990年代才出現。Richard Shweder的兩篇文章可說是文化心理學的發起宣言：’Cultural Psychology: What Is It?(1990)’, ’Cultural Psychology: Who Needs It?’(1993)。 [4] 由這些原創者引發的「文化心理學」，在經過將近半世紀後才慢慢成形，並在1990年代開始現身於當代人文科學中。到了2010年代，已經可以集結出一大套作品集，用以界定其研究的基本理論（元理論）、方法論、題材範圍、及應用實踐。可參見本文附錄〔Oxford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2012)一書的目次摘要〕。 [5] 宋文里，2006〈第三路數之必要：從本土主義轉向文化論的心理學〉，《應用心理研究》，31期，75-92。 [6] Marcus, G. E. and Fisher, M. M. (1986/2004).（林徐達譯）《文化批判人類學》，新北市：桂冠。關於“emic/etic”的區分，見該書p. 30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