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生命、思想與著述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為論壇第一場次【與西方對話，哈佛、耶魯到普林斯頓】，周質平教授的發言稿，原刊於《明報月刊》，轉載自聯經思想空間。
把握時代脈動 影響力跨越國界
2021年8月1日，國際知名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睡夢中溘然離世，走得如此安祥，如此一無牽掛。就如他在世時，受惠於他的人不知凡幾，但他卻從不麻煩任何人。1987年9月，余先生受聘為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胡應湘（Gordon Wu）講座教授。過去34年來，我何其有幸，和余先生同在東亞系共事；2001年，余先生退休後，鄉居普鎮。給了我許多就近請益的機會，無論是學術上還是生活上，都給過我無數的指導和啟發。今天寫這篇悼念的文字，我的哀思和感念是不能盡述的。
就20世紀中國的學術史而言，以一個身在海外的人文學者，影響卻能達到兩岸三地的學術界並參與一般社會議題的討論，這是極為罕見的。
一般來說，海外的中國文史學者，能夠在本專業裡有所建樹，已屬難能可貴，更何敢寄望將影響由海外傳海內。就如余先生在哈佛的業師楊聯陞，當年是公認的「漢學界第一人」，但在大陸、港、台，除了業內人士，知道楊聯陞的，就不多了。
2014年，余先生的著作在大陸廣受學界歡迎的時候，當道下令封禁，下架。這一「禮遇」是余著在大陸有市場，有影響最好的說明。一個沒有影響的作者是不勞當局如此大費周章下令封禁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余先生1949年離開大陸之後，除1978年率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在中國有過一個月的停留之外，再沒有回過國。所以，余先生在大陸的影響完全是在「本人缺席」的情況下形成的。這在晚近的中國學術史上，還找不到第二人。
余先生的影響起自70年代的臺灣、香港，80年代後進入中國大陸。最近，紙版著作雖遭封禁，但透過網路傳播，余英時至今是廣受中國學界尊敬的名字。
余先生的現世關懷，極能把握住「時代脈動」，如1976年在臺灣發表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能恰合臺灣民主之初起，大陸文革的末期，改革開放已有了一些萌動的苗頭。余先生的老師錢穆的現世關懷則主要體現在對舊事物的維護上，如抗戰時期，回過頭去大力提倡孝悌忠信，真應了余先生在悼念錢穆文章〈一生為故國招魂〉中所說的「招魂」二字。如果說錢穆的現世關懷是為舊中國「招魂」，胡適是為新中國「催生」。那麼，余先生既不「招魂」也不「催生」，他隔海靜觀，透過深刻的歷史研究，對當下的社會時局給出針砭。余先生是近世以來，能以學術研究影響到現世政治極少數的學者。
返港歷程
1962年3月1日，錢穆為余英時將來在學術上的發展計，勸其歸港：「弟（英時）有意治中國思想史方面，非在中國社會不斷有真切活潑之刺激，即只有專在書本方面文字方面求啟悟，此終是落了第二義。」[1] 這段話如果用在1917年胡適的身上，那毫無疑問是極正確的。胡適若不回國，而長留海外，至多不過是一個美國名校的「終身教授」，或是外國人眼裡，一個「傑出的漢學家」，絕成就不了日後「中國文藝復興之父」。
錢穆的這段話若用在1946年楊聯陞的身上，那就置楊於死地了。楊日後在哈佛成為「燕京講座教授」，美國漢學界的權威學者，全賴他學成之後滯留在美，而未束裝就道，成了「海歸」。余先生在悼念楊聯陞的文章中，也曾提到這一點：「如果他（楊）在1946年完成博士學位後立即回到中國，我可以斷言，他將和其他回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才一樣，淹沒在中國的政治橫流之中。」余先生將楊聯陞決定留在美國這一點，認為是「漢學界的幸運，也是他個人學術生命的一大關鍵。」[2]
錢穆勸余英時返港，一方面是為了履行余學成後回母校服務的宿約，這是另話。至於在學術研究上，少了中國社會「真切活潑的刺激」，終落「第二義」的這一說法。當然是極有見地，也是顛撲不破的。一個中國文史研究者長期居留海外，久不接「地氣」，其隔閡是難免的。然而由「真切活潑的刺激」所帶來人事的紛擾，也往往始料所不及。1973年，余先生回港任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這兩年的經歷並不愉快，他在1975年《論戴震與章學誠》的自序中說到香港那段經歷「是我平生最多紛擾的一段歲月」，[3] 這樣的「紛擾」對他的學術研究想必幫助並不大。[4]
真切刺激 與華語世界重新接通
回到中文世界，給余先生「真切的刺激」是他發現自己的英文學術著作在亞洲影響之微。他在2014年《歷史與思想》的新版〈自序〉中說：1971年夏，他初訪日本和臺北「發現我的英文專著和學報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的同行中，根本無人問津。」在這個刺激之下，他「萌生了用中文著述的念頭。」[5] 這一轉變，套用他寫楊聯陞的那句話，是「漢學界的幸運，也是他個人學術生命的一大關鍵。」2001年，我寫了一篇祝賀余先生從普大榮退的短文，特別提到這一點：
余先生多年來在海外嚴肅的用中文發表學術著作。這不但提升了中文著作在海外的學術地位，同時也提升了海外中國研究的水準，打破了美國學界視中文著作為次等的偏見和歧視。余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是遍及整個漢學界的，受惠最深的是所有海外從事中國文史研究的中國學者。這點觀察和感受也許不是一般國內的學者所能深知。[6]
誠如余先生所說，既然在美國教書，「發表英文論著」是他「義不容辭的專業任務」。但此後他的論著基本上以中文為主，英文往往只是中文的縮略。[7] 在海外治中國文史的中國學者如果不能在文字上「由英返中」，他的研究成果很難走出學院專業的範圍。但英文著作也是海外學者的晉身之階，說得更直白一點，是「舉業文字」，也是「稻粱謀」，與「名山大業」、「洛陽紙貴」關係不大。余先生這一「由英返中」的轉變，使他的著作打破了中美空間的距離，使身在美國的余先生，著作的影響達於兩岸三地。
由英返中的時局關懷 激發華語世界共鳴
由於寫作文字的不同，寫作的內容風格也會有相應的轉變。一般來說，英文著作較偏於純學術，而中文寫作則更能揮灑自如，談的是歷史而關懷卻在當下。這種對當下的關懷才是余先生著作中最能激起海內外華人共鳴之所在，以學術研究為基底對文化現象，社會時局進行分析針砭的文字成了余先生上世紀70年代以後寫作的重要內容。臺灣出版的《歷史與思想》（1976），《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1988），《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1992）等等都屬此類。1987年，余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在大陸首發，接著各種專著、文集、作品系列大量發行，影響及于中國文史哲各個領域。
1959年10月26日，錢穆有信致余英時，說到辦學辦事之艱難，引陸象山「宇宙間事即己分內事」，及朱子「古今無關門獨坐之聖賢」二語相期勉。[8] 這兩句話很能體現師生兩人對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態度。師生兩人都不是「靜觀冥想」式的學者，而是有深刻社會關懷的知識人。長期以來，中國傳統的「士」到現代「知識人」的演變，以及知識份子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一直是余先生研究的重點。在中國大陸發行的第一本余著就是《士與中國文化》。在這一點上，余先生真可以說是發揚並光大了錢門「積極入世」的精神。余先生的社會關懷主要體現在對民主、自由、人權的維護和提倡上，他的看法和胡適是很接近的：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而自由、人權則是一個法律概念，是人人都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在《余英時回憶錄》中，他強調地指出「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9]「爭取自由」成了余先生在學術研究之外，畢生的努力，而他的社會影響，也是在「以爭自由為己任」的奮鬥中而彰顯擴大。
余先生雖然離開了人世，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會透過他宏富的著作繼續不斷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知識人和史學研究者。
本文為周質平教授9月4日在余英時紀念論壇上的發言稿，原刊於《明報月刊》，轉載自聯經思想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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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錢穆：〈致余英時〉， 《素書樓餘瀋》，頁366。
[2] 余英時：〈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猶記風吹水上鱗》（臺北：三民，1991）, 頁179。
[3] 余英時：〈自序〉, 《論戴震與章學誠-請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三 民，1996），頁9。
[4] 這段經歷，參看，陳方正：〈玉山高並兩峰寒：記余英時和楊振寧〉，《中國文化》，2015 秋季號，第42期，頁197-201。
[5] 余英時：〈新版序〉，《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2014），頁iv。
[6] 周質平：〈常喬居是山，不忍見耳—余英時先生的中國情懷〉，《明報月刊》2001年6月號，頁52。
[7]余英時：〈新版序〉，《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2014），頁iv。
[8] 錢穆：〈致余英時〉, 《素書樓餘瀋》，頁352。
[9] 同上，頁46。
編輯：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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