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華人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余英時於今年八月一日離世，C-Culture Zine作為關注華語群體、華人文化的媒體平台，以九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為引，追憶並思索余英時的生命、思想與著述對華人世界的當代意涵。本篇內容為第四場次【史學家的耕耘】，王汎森、陳弱水、彭國翔三位教授的發言輯錄，轉載自聯經思想空間。
講者：彭國翔（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
剛剛得知余先生過世的消息時，王汎森先生和我，我想還有其他一些和余先生比較熟悉的朋友，都覺得非常的突然和震驚，因為我們一直認為以余先生的健康狀況，至少壽過95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可惜的是，就像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說的：「死生有命」。也許每個人的壽命都是先天有定數，大限來時即使身體很好，也會遽然離去。不過雖然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從情感的角度來說，余先生的離去還是讓人久久不能釋懷。
那兩天我先後寫了兩首七律和三首七絕 [1]。當時的感受很奇妙，那些字句很自然地從我心裡面湧出來，沒有經過刻意推敲，就把我20多年和余先生交往過程中的所思所感呈現了出來，雖然未必完整，但是最為直接和強烈的。
雖然我們和余先生相識的機緣各自不同，卻是因為志同道合，才能夠在余先生生前來到他的身邊，隨他一起在同一條道路上行走。在這個意義上，只有回歸我們原本自己的道路，才算是接續余先生平生的志和道，也是繼續我們自己的志和道。因此我之所以要感謝聯經，不只是因為邀請我參加這個活動，更因為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幫助我從恍惚中走出來、回到自己原來道路上繼續前進的一個契機。
展開觀念史的來龍去脈
余先生關於宋明理學的研究，最為人所知的是《朱熹的歷史世界》和《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這兩本書。但在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中，他在《中國哲學辭典大全》（1983年）這部辭書撰寫的詞條，包括從「尊德性」到「道問學」、「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等等，就已經屬於宋明理學和儒學的研究了。名義上余先生撰寫的辭條是「清代思想史」，但是由於他採取的是觀念史的處理方式，而這些觀念很多都是在宋明理學中得到充分討論的，比如說「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余先生對這些觀念的來龍去脈以及思想內涵的分析，對宋明理學乃至整個中國哲學的研究者來說，都是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並且由於學界以往並沒有以這種方式去考察宋明理學，以及儒學傳統中這些重要觀念，余先生的研究就非常具有原創性。我引他的話「事屬草創，前無所承」，其實正是那種原創性的反映。
余先生對宋明理學的最大貢獻還是《朱熹的歷史世界》。2000年，我在台北第一次見他時，就知道他正在撰寫這部大，那裡面的緣由，我在聯經出版的余先生九十壽慶文集《如沐春風》 裡邊已經有所交代。由於我很期待拜讀，所以一直關注這個書的出版情況。2003到2004年，我在夏威夷大學客座的時候，一聽說這個書出版就立刻在夏大的圖書館裡面查找，等2004年7月結束了夏大的客座轉往哈佛之後，才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讀到這個書。有趣的是，當我查到此書時，它正在被人借閱。我當時並不知道另一位借閱人是誰，但是我和他輪流閱讀《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情況卻持續了好久，直到2004年11月我前往普林斯頓看望余先生，容他親手贈送我新出的簡體字版，才結束了我和其他讀者輪流借閱的經驗。
重回知識人的生活世界 內聖連通外王
余先生這部大著出版之後，立刻在學界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我個人對這本書的觀感，其實在很多場合都提到。從大學時代開始，海外華人學者裡面影響比較大的有兩個譜系：哲學方面是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史學方面就是錢穆先生和余先生。也許是個人方面的原因，我初次閱讀《朱熹的歷史世界》的時候，完全不覺得陌生，也絲毫不覺得余先生筆下的朱子和我以往接觸更多的哲學視角之下的朱子彼此之間不能相容。我的第一個感受是，如果說以往我瞭解的朱熹大多是哲學觀察所呈現的面貌，那麼余先生的研究就是別開生面，讓我們瞭解到了朱熹在其哲學觀念之外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朱熹在整個宋代政治文化脈絡之中的思想和實踐。
在我看來，余先生的貢獻不僅在於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於朱熹乃至整個理學傳統的認知，在以往理學家「內聖」的一面之外，讓我們充分看到了他們「外王」的一面；還在於對應該如何理解這兩個方面之間的關係，做出了一個深刻的探索。這本書的貢獻絕不僅僅是為朱熹以及整個宋明理學的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理解層面，更是在「內聖外王連續體」這個觀念，以及圍繞這一觀念展開基於堅實的史料與細膩論述當中，指出了理解和深究宋明理學乃至整個儒學傳統的一個重要、甚至是根本的取徑和方向。古往今來認同儒學基本價值的士人或知識人，幾乎都有「內聖」（學術思想）和「外王」（政治社會的關懷和參與）這兩個方面，而且是連續一體的兩個方面，余先生本人就是這樣一個典範。
「得君行道」 到 「覺民行道」
此外，我個人覺得對於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的專題研究，余先生最為突出的一個貢獻，是指出了明代以陽明學為主體的理學，在以往宋代理學中占主導地位的「得君行道」這個思想和實踐的取向之外，大規模地開闢了「覺民行道」的另一種取向。「覺民行道」的目標不再是通過君主的支持和相應政策的實施來改善政治與社會的秩序，而是通過化民成俗、移風易俗，以淨化人心的方式達至社會的改良。在這個意義上，余先生提出「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可以說是一個頗有啟發性和解釋效率的關鍵架構。由此來觀察宋明理學乃至整個儒學傳統的演變，可以讓我們看到哲學或史學的單一視角所難以顧及的側面和層次。
除了「內聖外王連續體」的觀念，以及「得君行道」和「覺民行道」的線索，這些對於宋明理學與整個儒學傳統研究的直接貢獻之外，余先生治思想史的方法，我認為同樣是巨大的貢獻，並且由於遠遠超出了宋明理學和儒學研究的範圍，足以為從事一般思想史研究的學者樹立典範。這個貢獻或許更有意義，相信這不是我的私見，而是很多專業同行的共識。
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有人稱之為「心史」。「心」這個詞不同的人也許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來，除了表示余先生在研究工作中擅長透過史料去捕捉和分析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態之外，也表明余先生的思想史研究在一般的史學家視為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敘事」之外，還有一個探究人心所反映的各種觀念的部分。換句話說，除了把事情說清楚之外，還要把道理講明白。
對全局性和思想性的課題做出非常精確和恰當的分析與判斷。 」
細辨歷史 思想精辯
余先生不僅可以從事極為精細的考證工作，同時他又能夠在堅實的文獻考辨的基礎之上，對全局性和思想性的課題做出非常精確和恰當的分析與判斷。同樣是在《方以智晚節考》和《朱熹的歷史世界》裡邊的一貫的特點之一，就是善於從文獻的字裡行間進入到研究對象，以及研究對象所在的精神與思想世界。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余先生是中國史學領域裡面最擅長談思想的一位，我個人歷來認為一個好的思想史研究，應該是既有歷史也有思想。對於一個思想史研究，如果從史學的角度看，史料充分，證據確鑿，所謂持之有物；從哲學的角度看觀念清楚，層次分明，所謂言之成理。這就可以說做到了既有歷史、又有思想。
最後我要說的是，余先生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研究，在晚近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史研究裡邊，似乎已經應者寥寥。我想這固然與思想史學科在西方史學界整體上的衰落有關，因為隨著史學研究的取徑多樣化，傳統的思想史與後起的文化史、社會史、地方史等等此消彼長，這是學術發展的自然之事。另一方面，對於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來說，既有歷史也有思想這種要求，它本身所構成的難度，恐怕也是研究者有意無意棄思想史而取他徑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別是漢語世界的學者，大都不自覺地屈服西方的潮流；當西方學者由於種種原因不欲從事中國思想史時，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在中文世界也被冷落，好像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不過我想，這既不是思想史本身的問題，更不是既有歷史、又有思想這一要求的不當；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反而益發能夠顯示出余先生所代表的那種既有歷史、也有思想的思想史的難能可貴。
當然了，這個就涉及到中國人文學、歷史、哲學、文學等等的研究，應當確立怎樣的一個學術標準？這是一個大的問題。這個問題我想超出了今天我要講的範圍，但是我們面對余先生的研究所建立的這樣一個典範時，這個恰好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應有之意，所以我最後也順便提出來，大家有興趣可以進一步思考。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本文原刊於《聯經思想空間》，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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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彭國翔：「鸚鵡濡毛平素志」——悼余英時詩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