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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研究需要倚賴大量文獻，食物記憶更與個人主觀身體經驗息息相關，這都加深梳理台灣飲食記憶與認同變遷的難度。潘宗億透過細究食譜，探索台灣戰後飲食文化變遷，其中一條路徑是來自中國各地的戰後移民，世代交替中看待台灣的眼光如何變化，而發展出更在地化的飲食記憶與文化認同，使台灣的飲食文化更為豐富。

「吃」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想必並不陌生。從過年「圍爐」與節慶菜餚、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再到飽含｢鄉愁」的家鄉菜，生活中的大小事物與飲食息息相關。憑藉對飲食的愛好，東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潘宗億近五、六年來投入飲食文化研究領域。他發現飲食行為能建構社群認同，這與其過往關注的「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的研究不謀而合。

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20年8月至2021年6月之間，籌辦了閱讀香港學者許煜著作的一系列讀書會，並於2021年9月4日舉行了與許煜本人對話的線上工作坊。許煜出生香港，遊學歐陸，是去年剛過世的法國技術哲學大師斯蒂格勒的得意門生，他近年來出版的多本技術哲學論著引發了不少迴響，已成為備受矚目的哲學新星。

由於所謂的「癒」是以自省、自覺、自發（即autonomy）為立論之基礎，故稱這個引發行動並穩定立場的狀態為「批判自療」，是兩種自我與兩種他者的交遇──這裡所謂的「實踐」不只是一個人的行動，而是一整個社群合作進行的論述維護，以及促進與他者療遇的實踐。

吾土和吾民都不等於我們的文化和話語。講話的人是你我、現在、在這裡。但這不是指所有的此時此地，而是指一種經過歷練而形成的、特別講話方式。你可以照某種外來的語意稱它為「心理治療」或「諮商」，而我在經歷的過程中，只知那是一條「在療遇之中的尋語之路」。

當我們習慣於日常用語，把「社會」、「文化」都當做某個族群，甚至某個地區、國家的同義詞時，我們確實已經把那兩個語詞都實體化了。我並不反對這樣的習慣用語叫做「方便之詞」；但在更進一步的深度探討中，我建議要採用存而不論之法，把日常用語中的習慣先予以懸擱。

余英時先生年輕的時候已經覺得有這樣的責任，因為他承繼很多前人的努力、承繼中國傳統的營養。從五四運動、胡適這一輩的自由人，承繼道德跟精神的資源。所以到他那一代，他覺得有同樣的責任要將這些傳統、知識價值繼續在我們社會裡承擔發展下去。他可能會說：「這是非如此不可。因為只能夠這樣子做，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們如果同意余先生賦予知識人的角色，那麼如何發展一套能夠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公共價值系統，這的確值得我們中文知識界去注意。我想照羅爾斯的想法，或者根據余先生他的一些言論與意見，知識人在今天已經不能夠再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的真理，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的觀念代言人。相反知識人應該尊重社會的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公共社會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