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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的影響力為什麼能跨越西方與華語世界？曾與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共事的周質平教授，對比了余英時的兩位師長楊聯陞與錢穆。周質平認為關鍵在於余英時獲得歐美的學術認可後，又重新以中文寫作，除了能夠加揮灑自如，同時也有時代氛圍的刺激。一方面既能藉當代問題有創造性的靈感，另一方面也能回應同代人的精神探求。

浙江大學彭國翔教授，特別從哲學思想的角度來回憶、評述余英時先生的畢生功成。從余英時先生在撰寫中國哲學辭條時，就能看出他細膩把握歷史中觀念演變的脈絡。更是在探究思想變遷的同時，也能細察知識人的時代背景、生活世界，由此將思想與歷史彼此交織，儒家「內聖」與「外王」的關係在其筆下躍然紙上，實屬當代罕有、不易。

臺大陳弱水教授，談余英時先生從先秦到唐朝的思想著述，特別注意到公共參與對其研究的影響，並且稱余英時先生是既具原創性又能博通跨領域的卓越學者。陳弱水細數余英時從漢代對外關係到魏晉士大夫文化，又從近代的問題回頭發掘先秦的哲學突破，乃至唐朝的經濟與宗教皆有所涉；透過探問本質，將漫長歷史的背後脈絡彼此串聯。

2021年9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第四場次【史學家的耕耘】，王汎森院士從他親身的觀察，追憶余英時先生如何讀書、思考、寫作。如何透過「總機性」的文本，通達時代的思想脈絡。又如何從小處著手，反覆思索醞釀、在心中打下腹稿，下筆有神、書寫神速。王汎森形容余英時先生治史如同下棋「從外圍往中間慢慢包圍」。

記憶為何有落差？是遺忘或隱藏？是虛構或想像？對楊孟軒來說，答案或許更加複雜，群體確實經歷過創傷，時代確實在群體中留下烙印，歷史記憶所驅動的情感與行動都有其真實性。我們惟有聆聽彼此的故事，深入歷史記憶中的細微線索，才夠有可能打開彼此理解與和解的路。研究「記憶的歷史」或許能帶我們走上這條路。

我們對事件或議題的歷史印象從何而來？過去的歷史怎麼能在今日依然撥動我們的心緒？如果回溯過往的真相，能為暴力與衝突帶來平反、尋求和解，那要如何接近過去，才能避免粗暴建構或流於自溺？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系楊孟軒副教授，透過追索臺灣外省群體的歷史記憶變遷，挖掘集體記憶中的多元與差異，探索創傷、記憶與認同之間的關係。

記憶研究需要倚賴大量文獻，食物記憶更與個人主觀身體經驗息息相關，這都加深梳理台灣飲食記憶與認同變遷的難度。潘宗億透過細究食譜，探索台灣戰後飲食文化變遷，其中一條路徑是來自中國各地的戰後移民，世代交替中看待台灣的眼光如何變化，而發展出更在地化的飲食記憶與文化認同，使台灣的飲食文化更為豐富。

「吃」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想必並不陌生。從過年「圍爐」與節慶菜餚、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再到飽含｢鄉愁」的家鄉菜，生活中的大小事物與飲食息息相關。憑藉對飲食的愛好，東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潘宗億近五、六年來投入飲食文化研究領域。他發現飲食行為能建構社群認同，這與其過往關注的「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的研究不謀而合。

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20年8月至2021年6月之間，籌辦了閱讀香港學者許煜著作的一系列讀書會，並於2021年9月4日舉行了與許煜本人對話的線上工作坊。許煜出生香港，遊學歐陸，是去年剛過世的法國技術哲學大師斯蒂格勒的得意門生，他近年來出版的多本技術哲學論著引發了不少迴響，已成為備受矚目的哲學新星。

由於所謂的「癒」是以自省、自覺、自發（即autonomy）為立論之基礎，故稱這個引發行動並穩定立場的狀態為「批判自療」，是兩種自我與兩種他者的交遇──這裡所謂的「實踐」不只是一個人的行動，而是一整個社群合作進行的論述維護，以及促進與他者療遇的實踐。

吾土和吾民都不等於我們的文化和話語。講話的人是你我、現在、在這裡。但這不是指所有的此時此地，而是指一種經過歷練而形成的、特別講話方式。你可以照某種外來的語意稱它為「心理治療」或「諮商」，而我在經歷的過程中，只知那是一條「在療遇之中的尋語之路」。

當我們習慣於日常用語，把「社會」、「文化」都當做某個族群，甚至某個地區、國家的同義詞時，我們確實已經把那兩個語詞都實體化了。我並不反對這樣的習慣用語叫做「方便之詞」；但在更進一步的深度探討中，我建議要採用存而不論之法，把日常用語中的習慣先予以懸擱。

余英時先生年輕的時候已經覺得有這樣的責任，因為他承繼很多前人的努力、承繼中國傳統的營養。從五四運動、胡適這一輩的自由人，承繼道德跟精神的資源。所以到他那一代，他覺得有同樣的責任要將這些傳統、知識價值繼續在我們社會裡承擔發展下去。他可能會說：「這是非如此不可。因為只能夠這樣子做，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們如果同意余先生賦予知識人的角色，那麼如何發展一套能夠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公共價值系統，這的確值得我們中文知識界去注意。我想照羅爾斯的想法，或者根據余先生他的一些言論與意見，知識人在今天已經不能夠再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的真理，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的觀念代言人。相反知識人應該尊重社會的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公共社會的討論。

「他有現代人的理念，非常清晰地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什麼是『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府』──『祖國』、『國家』、和『政府』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理解他關懷的是哪一個中國，也可以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余先生一生都是學者，一個屬於世界的學者……」

「『我在哪裡大陸就在哪裡』，他的沒有鄉愁、他這位文化人為我們這些多年來帶著鄉愁尋找精神家園的人，開創了一個精神家園。另外他也一直在陪伴我們，是我們的同行者……所有在權力的邊緣，或者是這麼多年堅持堅守一些價值的人心目中，余先生就像在黑暗裡面的一顆星星……我們覺得孤獨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余先生是在那裡，他是明白的。」

透過「物」所體現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不只是為歷史中的小人物發聲，一般的民眾為什麼需要歷史？我們為什麼要保存公共遺產？這些問題可以透過「物中記憶」的研究得到解答。一個物件可能經過不只一代人，對不同世代而言有不同功能與情感，透過物看到時代變化之餘，也會看見人們如何透過物與過去相處、和解。

通常我們通過報導、紀錄與檔案重建歷史面貌，但過去的人所遺留下來的物品，也可能讓我們接近過去活生生的人與他們的時代。2019年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邀請到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成大歷史系謝仕淵教授來分享他在博物館的田野調查與文物研究經驗，提供處理史料與重建歷史的不同可能性。

為什麼會有回憶與敘述上的虛構？天江喜久認為記錄與記憶的落差，應該從人們的身分認同與生命處境來看，台籍日本兵在戰後的台灣社會中，關鍵的生命經歷被噤聲與抹除，強烈的情感和說出自己故事的渴望，早已與集體的記憶交錯、相融。從這樣的分析出發，天江喜久進一步反思，國家的紀念制度、歷史教育和反戰教育的改革方向。

挖掘歷史並不簡單，逝者無法向親述經歷，即便親自交談，也需要細心聆聽。而歷史的檔案資料，也並不都是一目了然，從什麼角度解讀關乎我們的當下處境。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2019年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邀請長榮大學的天江喜久教授，從他翻譯回憶錄《再見海南島》與田野調查的經驗談起，撥開「記錄與記憶之爭」的迷霧。

汪宏倫曾提出「戰爭之框」的概念：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與集體認知框架。比如國家透過區分「敵／我」，動員民眾投入戰爭。戰爭中
無常的暴力與偶然，也讓人們對生命和國族的意義有所質疑。共同體經常要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者、戰爭災難與共同體存續連結在一起，賦予偶然悲劇更高層次意涵；同時區分敵我，也回應命運的難題。

近年的歷史教育與大眾文化中，對台灣的歷史記憶有許多翻轉與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愈來愈受到注意，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去。但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我們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框架為何？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為題，提出對台灣記憶政治的反思。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宋灝教授出版新書《漢學與跨文化思維》（臺北：聯經出版社，2020年），總結多年來對跨文化議題的思考。2021年1月30日，於高雄三餘書店舉辦新書座談會，同場與會者包括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劉滄龍教授、國立臺南大學國文系林俊臣助理教授與中山大學中文系賴錫三教授。現場氣氛十分輕鬆、友好，趣味橫生的話語充滿整個空間。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宋灝教授出版新書《漢學與跨文化思維》，總結多年來對跨文化議題的思考。2021年1月17日於台北聯經書房舉辦新書座談會，同場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哲學所楊儒賓教授、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林明照教授與談，討論氛圍十分熱烈，主講人、與談人以及擠滿講堂的聽眾之間，激盪出了豐富而友好的火花。

2021年1月23日的「重思儒家與新文化運動」工作坊。下午場次由清大哲學所的楊儒賓教授主講「第一種新文化運動」及「1949的兩場歷史巨變」。楊儒賓在主流觀點之外另闢蹊徑，開啟了另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線索，同時也重構出一種頗為特殊的有關兩岸關係的敘事。

2021年1月23日的「重思儒家與新文化運動」工作坊，上午的場次由紫藤廬創辦人周渝先生主講「周德偉的選擇」。該工作坊的重要源起點乃是楊儒賓在主流觀點之外另闢蹊徑，開啟了另一種新文化運動的歷史線索，同時也重構出一種頗為特殊的有關兩岸關係的敘事；而上午場次圍繞周德偉思想的討論則為這一線索，提供了前導與範例。

台灣父母如何因應親職焦慮，形塑不同的教養策略？台大社會學系藍佩嘉教授的專書《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訪談勞工和中產家庭，現場進行觀察，探討當代父母的焦慮根源和因應策略。本篇書摘節錄此書「結論」，談到快速與不確定性的當代，滿懷焦慮掙扎的父母與子女，如何調整看待彼此的視角和互動，避免讓愛成為控制與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