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苗專欄】承認不可控─ 再思失智症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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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 C-Culture Zine 致力於成為公共領域中反思「華人文化主體性」的對話媒介與橋樑,關注學術活動並轉譯推介的同時,亦期許向下深耕,讓青年學子的思想苗芽透過本平台鍛鍊與成長,因此特別開設【初苗專欄】,作為一方研究與寫作的培育園地。

文:陳泰龍(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四年級)

現代醫學發達,人們壽命普遍提高。長壽意味著人生要做更多決定,也要面對更多的生老病死。我已故的外婆壽終116歲,從她被確診失智症後的十數年間,我心中總有著一個問題:到底要讓外婆活多久、如何活?相信有過類似經驗的人,都有經歷過要讓家人接受何種治療的困境。事實上,家人的決定造成治療的境況,治療境況將決定被照顧者餘生的生活模式;而在華人社會中,人們並不會給予太多病人自主決定的權利。除了是對主體性的忽略之外,也源於對失智病人是否具有完整理性能力的懷疑。擱置了病人的想法而做出決定已是常態,但也經常是迫不得己的困境。

「客觀」的看待病人

在失智治療中,長者偏向選擇留在家中生活,而並非在療養院接受治療。家,是人最熟悉的地方,而療養院卻是陌生的。進入療養院就要離開熟悉的生活世界,被拋入不熟悉的治療場所。當人的生活脈絡被強制剝離後,很難再建立出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因為生活,需要透過連續的社會環境去提供意義,好讓行為有所著落。記憶、習慣、性格、社交生活和意義這些前理解層次之物,並不能憑空生成,也不能隨意奪走或改寫。一個老人家,從他的家中被帶到另一個陌生的、標準化的院舍中接受治療,便會不自覺地對兩者進行比較。家和療養院之間的差異巨大,源於他們不具有生活經驗上的連續性,這兩種生活方式本來就屬於不同層次的發生經驗。

人所習慣的生活方式不是療養治療;人在身體安康時,身體直接表象,所處的經驗是前反思的,不會時刻審視自己的身體感受。然而,在人的身體出了毛病,進入療程階段時,人才會把身體審視成肉體,以反思層次的經驗去思考身體。生活在一個總是把身體視作肉體的處境並不愉快,關鍵不只在於心靈和肉體的分離,而是人要將自己客觀化。在療程中,病人成了被治療者,他不單要說服自己要修復自己的肉體,也被家人、醫護說服自己,要接受自己需要待在療養院的事實。在這個客觀化自己的過程中,人讓自己成為被宰制的客體並失去主體性,這使病人困惑,不知道要怎樣「安身立命」去看待自己和自己肉體的關係。另一方面,家人和治療者也面臨着自我客觀化的痛苦。他們知道為了家人健康著想,有送家人到療養院的必要;而且在療程中不得不努力控制住自己,使用另一種身份角色去看待病人,而不是任由病人迴避治療。情感抽離、忍痛割愛並不容易,卻迫不得已。

接受治療經常意味著離開自己熟悉的生活環境(示意圖)
photo by Ulrich Joho on flickr

關係的對比

在失智病人身上,隨著身體失去功能,記憶也會漸漸消失。不過,這並不是說人會變成一張白紙,他們還有殘存的記憶片段,並在僅存的片段中去思索意義。外婆有時會記起我,也會記起和親友的點滴,有時卻甚麼都記不起。字言片語雖能勾起他的回憶,但也伴隨著遺忘的失落。

失智症患者受記憶所困,困擾不在於「自己是誰」,而是「自己是他們的誰」回憶帶起了人在某個脈絡中的處境和關係,也帶出了人和他者的關係,這些關係脈絡具有維持人如何認識世界的功能。回憶帶出了過去的關係脈絡,便和療程當下的各種關係形成了對比;在治療中,親友和醫護都成為了照顧者,病人和親友的關係便產生了變化,和過去的關係形成對比。在療程中發生「關係的對比」並不少見,同時帶來了各人的極大困擾。

意義失卻與目標錯置

除了自身對肉體產生困惑,及對他者的關係產生困惑以外,病人也會對治療意義的本身產生困惑。人在回答「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時,總需要透過詮釋出一個意義作為解答。因此,人總需要設定意義和目標,而行為又合目的時,人才有動力實行這個行為。

循此而問,人為甚麼要接受治療?若治療是為了康復,讓肉體回復到以前的機能,讓人不再需要時刻反思自己的肉體該如何安置的話,失智症的醫療卻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失智過程是不可逆和不可康復的,只能使其延緩。所以,治療失智症這個行為既是不合目的,也無法滿足醫療科學的有用性需求。

普遍來說,這讓治療者與被治療者,都面臨著治療不效而起的困惑,使雙方都欠缺動力繼續治療,因而淪落成單純為了活著而治療。失去意義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最痛苦的境況。治療失智患者把生活退位給生存,本來就無可厚非;人生為人,就不是單純為了生存,而更著重在生活裡。若在僅有的餘生中,能為了生活而活也許更符合人性尊嚴。或許人需要更願意去接受生老病死做為自然規律的一環。既然手段達不到目的,我們也許就要相應調整目的,以及勇於面對死亡的生死觀。 另外,患者家屬會有痛苦,並不單苦於無藥可治,還有種種失落和不愉快。有時,病人離世後家人卻會後悔,後悔沒和家人珍惜度過最後的時光,而送他去療養院。在這過程中,病人既無甚可得,倒不如讓他留在家中度過最後的、有意義的時光。

失智症患者可能承受著脫離生活脈絡、原有關係的寂寞(示意圖)
Photo by Steven HWG on Unsplash

承認不可控:尋求調和的媒介

失智治療還有出路嗎?其實我們不妨汲取古人使用巫術治病的概念去置換現有的治療目的。如古人在自然的生死面前,除了意欲「控制」之外,尚知道「敬天畏命」,承認許多人為不可控的因素,因此使用巫術儀式作為媒介,在自然環境中去調和可控的和不可控的。巫術的背後是把人理解成自然的一部分,有其可控性,同時亦有其不可控的超然規律;超然規律雖不可控,但卻不蠻橫無理,因著儀式的溝通而使人參與在其中。巫術告誡使用者當心存敬畏去面對一切,但既已盡力,也就沒甚麼好責怪的了,因此人曉得在自然中處世

當然,用巫術來治病在現代社會中不合科學,但手段不對,不等於就應把背後的哲思通通拋棄。理性越發增長,科技能控制更多事物,不免令人妄圖控制一切;這是自然的傾向,想克服一切痛苦,然而關係的痛苦就來自於以爲能控制,卻不能控制,因而憤怒和不知所措。 在巫術中,控制並不是唯一目的,更在乎是和諧並生,因此賦予人行動動機,也給了「境界」來體悟當下,人就不至於失落。儀式也給了人一個中介去接受重大轉變,讓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者、自己和事物和解。

就此觀之,科學和巫術在根源上均起於想要克服痛苦的自然傾向,只是前者擁有更多能控的手段,但這並不意味我們不能用巫術思維去看待現代醫療的限制。我認為這是可能的一種途徑,也給予人重新設定另一種合理的照顧關係,而非僅是現代醫學所理解的單一治療觀點。過去人類面對更蠻橫無理的自然,按其原始結構發展出一套融貫的處世模式,這不單揭示出人的基本處境,也透露出古人在面臨生死困境時的對待方式。現代人在面對蠻橫的結局面前,或許可以透過傳統根源去思考治療和關懷的深意。

Photo by Dominik Lange on Unsplash
編輯: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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