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離其所」後如何返回現實？哲學研究最終要探問的是什麼？是否不僅是書面經典，而是時代的「切膚之痛」、不可躲避的生命核心？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研究員，長年研究「主體」哲學，特別關注「非我」、環境與「自我」的關係，這些關注反映在他過往出版的《在想像的界域上：巴修拉詩學曼衍》與近年對史賓諾莎的研究中，彰顯其特殊的關懷：主體並非孤獨地思考而存在，而是屬於自然、與其他物種共同生活於宇宙之中；哲學需要如此根植於我們所生存的社會現實脈絡之中。

老師這幾年的研究主題似乎在有一些轉換或是轉變。您早年研究風景、場所等主題，到了《感通與迴盪》更多是倫理學問題的探討。而近年研究計畫中則更關注政治議題。這些轉變的脈絡是什麼？

黃：我在寫博士論文Schelling et la crise de la métaphysique （《謝林與形上學危機》）時，其中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主體性。如果說費希特與黑格爾的主體性都較為朝向絕對的主體性、交互的主體性；那麼謝林在談主體性問題的時候，則是以自然哲學為重要的基底。以此框架來看當代哲學，會有一定的參照有效性，因為它不會如同現象學那般過於偏重意識主體的一端，而是更接近也更容許自然、空間、非人類的視角。

在辯證法式的思考底下，謝林哲學提供了一種看待世界、看待動態性發展的結構，這大概是我剛回國時的早期關注，一方面我希望能夠繼續研究謝林哲學，另一方面在與臺灣學界互動時，也有不同的需要，因此不斷集中於討論主體性。此外，同時我也發現法國哲學家巴修拉，對於「想像力」有著特別的處理，而「想像力」在主體性問題上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

透過物質想像、四元素等等，巴修拉開展出與自然的對話，因此他的主體性並非單純是社會性的、人間性的，而是一種必須面對自然、宇宙的主體性。從這裡，進一步延伸到了所謂「場所」（lieu, place）的概念。「場所」作為廣義的空間概念，是不同於一般科學意義下同質性、無差別的“space”概念，而比較趨近於亞里斯多德、乃至於柏拉圖時代下對空間的想法，涉及到我們具體坐落的生存處境。

從主體性到場所、乃至於到風景的思路，就這樣貫串起來。主體性問題所涉及的，不只是人作為主體，還涉及「主體自我證成的判斷依據」，以及這種判斷依據來自哪裡？──這有兩重：（一）屬己的意志、或意識；（二）非己的──如謝林式、自然哲學式的看法。「主體性」是需要這兩重交錯，因為單一的自我封閉、自我重複的方式，是無法肯定主體性的。

雖然巴修拉某些學生視他為唯物論者（materialist），但與其說他是唯物論或物質主義者，不如說他是一個宇宙性的思考者。我曾想從這個宇宙性思考者的角度去執行一個研究計劃，就是探討「Cosmopolitics」的另一層意義──雖然現在「Cosmopolitics」普遍被翻譯為「世界公民」、「世界主義」，但是它背後其實是一種「世界性政治」或「宇宙性政治」的觀點。

延續對非人視角、自然的關注，我也把目光放到史賓諾莎上。他的自然概念也涉及「affectus」的概念──我翻譯成「觸動」或者「感觸」，因為我希望保留它在現象學脈絡中與觸覺有關的意涵──它也與情感性、身體性的問題緊密連結，可以呼應到我討論唐君毅時所談到的「感通」，進而觸及倫理學的意涵。這是我仍在醞釀和發展的方向。

老師對很多哲學家，都帶有犀利的政治性批判目光，這似乎代表您有著比較強的現實關懷。是否可以在這方面做一點說明或是補充？

黃：這大概要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次是現實；第二個層次是現實當中所包括的政治性與社會性──我的研究構想是沿著社會性的方向，採用一種逆反於鄂蘭式的做法。

面對切膚之痛的現實

關於現實，未必只是政治現實，而是更廣義的：為什麼要做哲學？為什麼哲學在現實當中仍有它的餘地，或者必要性？

我的確是近年來才慢慢比較深入地體會到：我所曾經理解過的德國哲學跟法國哲學，是建立在我的不理解上──我對於「德國／法國哲學與其政治社會現實關係」的不理解。我是在這十多年來比較常跑歐洲，而對其現實的理解多一點點。我們在書本上很容易看到各種哲學派別或哲學家們彼此對立與鬥爭，但是我們很難從書本上看到這些概念背後的社會現實境況，以至於我們很容易輕易將之理解為觀念的、理論的鬥爭。然而，那背後嚴酷的社會脈動與現實，的確就像馬克思所描述的，具有一種強烈的物質性根據，緊密關聯著經濟與政治生活，關係到權力的凝聚、運用，以及治理性。由於時代更接近，我們從當代的哲學家可以更了解這種關係，像是德勒茲、德希達、傅柯、李歐塔所發明的許多哲學概念，基本上都與他們所在的社會脈絡緊密連動著。

這就對應到在臺灣，為什麼哲學創作相應地比較貧弱的問題：因為它沒有辦法對應到我們真正所處的現實。這也跟我們社會環境中的一種自動生產機制（auto production）有關──這種機制將「知識的、批判的、對應自身、認識自身的方式」隔離開來，而讓知識的層次無法進入現實、無法與現實結合。光是要意識到這一點，都需要對社會有更深度的認識。

所以，如果要維持哲學的創造力，除了學術的傳承──也就是嚴肅面對與解讀文本、面對歷史的理解、做概念的開展──之外；還必須要試著面對社會生活、面對實際的現實面。這攸關事情的呈顯：為什麼它在我們周遭、以那樣的方式出現？在因果性的理解之外，還必須涉入價值性判斷、以及情感性連結，這些東西都相互扣合。只有當我們的概念能夠深入到這些面向，找出當中能夠轉化、深化、創造概念的可能性時，這樣的哲學概念才會生根、才會有創造性，也才能滲透到每個人的心中。

關鍵在於，在現實中，可能總是有某些地方，會觸動到每一個人的實際生命──一個人所無法別過頭去的，就是他要面對的；我稱之為「切膚之痛」。那個「切膚之痛」，如果能夠轉化成一個哲學概念，就會有力量。因為承受到這種痛楚的人，會清楚地知道這種哲學理論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實際上有力量的東西。

哲學家的功能就在於：他既必須要來自於現實，又跟另外一個思想的世界相互交錯，並且投身其中，致力於在這些綿密的、交錯的結合當中提煉出有意義的概念、活的概念、與我們自己所生存的環境密切關聯的概念。

政治的社會性層面

另一個層次是關於政治本身。我的確有很長一段時間蠻關心政治性的問題，例如施特勞斯、洪席耶、阿岡本、鄂蘭。但我慢慢覺得可以從「社會性」這個面向著手。政治性的問題並非不重要，只是相對來說，「社會性」的議題仍有待開發。一來可以透過社會現象學的角度切入，二來我也關注儒家傳統的脈絡挖掘可能性。 我所謂的「社會性」層面──如果用林遠澤藉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角度所談的──比較像是黑格爾界定的「倫理性」（Sittlichkeit），而不只是主權的問題。在大家談臺灣問題的時候，經常拉高到「最終認同」的問題；但「社會性」也是現實的問題，並且經常是多文化性的，當我們面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他人或群體，總是需要面對、處理多元而異質的價值衝突，這都與更廣泛的「社會性」息息相關；而且這些問題經常是找不到答案的，需要花時間細細打磨。我認為透過回應這些情況，同樣能夠促進公民社會的討論、維繫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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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李雨鍾、賴奕妏
編輯：賴奕妏、李雨鍾、劉達寬
校閱：黃冠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