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冠閔】世界哲學、跨文化哲學與臺灣哲學:「臺灣有一種時間與空間上的脆弱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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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複雜的政治與文化脈絡,如何積累思想的能量?如何將差異與多元的現實,轉化為更深刻的自我理解?談起世界哲學、跨文化哲學與臺灣哲學的問題,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研究員,將這些議題回歸到自己與自己、以及自己與世界的關係:透過哲學,我們質問自己如何看待世界,意識到自己與他者共同生存;借用觀看自然風景的隱喻,我們無法忽視臺灣存在於世界之中的「脆弱性」。正是從這種流沙般的瞬變狀態、以及無法控制的可能性中,我們開始進行哲學思考。

前面第二篇所談論到的「現實」問題,攸關著我們如何面對自己所在之地的境況:也就是「本土」。那麼,「哲學理論與本土的關係」、以及「世界哲學」的構想,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著張力?它們之間又會有什麼樣的聯繫?在「本土與現實」與「世界哲學」之間,老師又是如何看待「跨文化哲學」的呢?

黃:所謂的「世界哲學」,包含三種理解的可能性:

  1. 世界性的、世俗性的,屬於“worldly”的意義;
  2. 將「世界」作為對象,成為一種「談論世界的哲學」(philosophy of the world);
  3. 讓哲學脫離它原本國族、本地的意涵,就像是一種世界原住民大會,將所有不同地區的哲學放在同一個平台之上,成為「世界性的」(近似於「國際化」的意義),大家都在這個平台上平起平坐地談論哲學概念,這個平台於是被稱為「世界哲學」。

所以如何看待「世界哲學」,端看我們將這個概念釐清到什麼程度。在唐君毅的脈絡下,屬於第三種,尋求脫離其民族性、地區性的意味,將之放在「普遍哲學」的意義底下。雖然我們總是將唐君毅界定為新儒家,但他自己總是尋求與其他哲學、宗教對話的可能性,而並不只是往自己臉上貼一個「中國哲學」的標籤。這涉及到他如何面對自身周遭的、與其他人共同生活的世界。

過去關於「世界」的理解,主要限於「人」的世界:不同的文化、國家……但近來的「世界」也納入了「生態性」的面向。就「世界公民」的觀點來說,我相當重視「物種式」的看法:意識到世界不只有「人」,而是與其他物種一起活著。我們的哲學不能夠只解決「人」自己的問題,也必須涉及我們與其他動物、植物、無生物的關係,這些關係構成了我們所生存的世界。

從這樣的觀點引申出來的「世界哲學」,其意義在於:質問自己對於世界的看法是什麼?這就蘊含了第一種“worldly”的涵義:我們思考的並不是某個彼岸世界,而正是「這個世界」;我們是在「世界中」的,有著世俗的身體、世俗的生活。因此,我們不能尋求一種超越於這個世界的答案;儘管某個彼岸世界可能作為價值的參照點,但是我不可能脫離這個世界、憑空發明一套激進的想法,不顧其他人或其他物種的生存方式──因此我的「世界哲學」概念,有點擴大了原先唐君毅所設想的概念內容。

這樣的「世界哲學」,與「跨文化哲學」的相關性是這樣:我傾向採用「文化交錯」這樣的說法。「跨文化哲學」經常會碰到的兩個問題是:一來,它是不是「文化哲學」?這也是當代中國哲學經常採取的立場;但「文化」在西方哲學的脈絡也是複雜難解的。二來,它涉及什麼樣的「文化認同」?這特別難談,因為在哲學論述的脈絡底下,「認同」與「解構」經常是並行的。如果「跨文化哲學」最後得到的是一種「跨文化認同」或「多元認同」,仍無法迴避「認同」的差異性問題──哲學家當然不可能是純然無差異的,他必然置身於某個認同之下而投入哲學思考。那麼,那個「認同」的過程、以及在過程中所涉及的文化要素與脈絡,就成了問題的關鍵。

現在許多討論「跨文化哲學」的學者,確實也想避免落入老師剛剛提及的「文化哲學」的走向,而是偏重於關注並開拓「各文化內部既存的差異」,並將這些內部蘊含的差異「跨」及不同文化。不知道老師會怎麼評價這樣的「跨文化」概念?這與老師自己的做法會有什麼異同呢?

黃:關注「內部多元性」,當然是我贊同、並且認為值得做的方向,就如同我們剛才所提到的複數、多元的「中國」概念,在中國內部就至少能分為儒、釋、道等多家,甚至是兵家、陰陽家……乃至於各門派內部的差異等等。相對來說,過去有許多學者批評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正是因為他將中國視為一整塊,其內部是無差異的。

從這裡進一步延伸,談臺灣哲學的可能性,我會從「風景」與「自然」的角度、也就是我們內部的多元性,來看待臺灣哲學。就「風景」的角度而言,當我們看待某一個風土(territory)時,在視角上是有所差異的。例如,採取「平原式」的視角,或是採取「有高山、有大海」的視角──借用德勒茲的說法:它的「皺摺」(le pli/the fold)會是不同的。這種視角的差異,會影響觀者將哪些要素納入生活之中。

此外,在我前面所說的「社會性」脈絡之下,臺灣有一種很特殊的生存方式:作為弱者。臺灣處在一個脆弱的狀態;它的地質是脆弱的、容易地震、容易受到颱風侵襲;在國際政治的框架裡,它也是脆弱的。所以當臺灣人談論到自己的國際地位,往往有著既自大又自卑的情結,一方面偏好將自己抬高到具有世界性的位置、另一方面又認定自己在世界局勢中的渺小、被忽視。這種國際框架下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是一種弱勢(minority)、一種脆弱的危險性,容易受傷、容易被摧毀、不復存在。

我認為在看待臺灣哲學的時候,這個「脆弱性」的條件是重要的:在歷史時間性上、空間性、場所性上的「脆弱性」,即使用「差異」這樣的概念也還不足以去形容這種易逝的狀態,這是一種宛如流沙般的瞬變狀態(transient status),也正是臺灣的現實處境。當我們要談論任何堅實(solid)的東西,都不能忽略這個現實處境,因為堅實(solid)與瞬變(transient)正好是對立的。如果這塊土地的地質正是流沙質地、任何東西放進去就會流失,那根本不可能建立任何堅實的東西──所以,不妨反過來問:如果臺灣本來就是沙質地形,我們真的有「結成一塊」的必要嗎?相對於建立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的共同體,異質多元的各自為政真不可行嗎?

所以,當採取這種「自我質問」的假設,這種差異不只是相對於外部而言的差異,而是我們自己內部看待自己、自我質問時,這種內部的差異性幾乎就是無法控制的(unmanageable)──我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這就是臺灣的獨特狀態。這個情形不需要做精神分析,而需要做哲學思考。這呼應了我前面所提到的,我贊成某個意義下的跨文化哲學,但我更關心的是它的內容與做法。在邁向某種難以達成的「自我理解」道路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哲學或許也只是在這條路上標示幾個路標。我目前的想法大致如此。

「 這是一種宛如流沙般的瞬變狀態,也正是臺灣的現實處境 」
(photo by YELLOW Mao on 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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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李雨鍾、賴奕妏
編輯
賴奕妏、李雨鍾、劉達寬
校閱:黃冠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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