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重要的傳統節日放假慶祝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爭議，但是在三族（馬來、印度、華人）共存的馬來西亞，這倒是一個大問題。慶祝什麼節日，族群自我識別與認同的重要意義。

2019年11月由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東南亞華人文化論壇中的第一場專題演講，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員同時也是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講座教授的李豐楙老師以華人的節慶習俗與宗教信仰的關係，來說明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如何以宗教文化因素，標誌出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宗教作為身分認同標誌

李豐楙老師研究華人宗教多年，帶著對於台灣、香港、澳門以至於中國大陸等地的研究經驗，他來到馬來西亞，採取一種比較的眼光，設法發現本地研究者尚未發現的有趣主題。在馬來西亞他特別注意到，華人與帶有明確宗教信仰的馬來人（伊斯蘭教）與印度人（興都教，Hinduism）等族群，華人如何意識到自身宗教信仰的問題，進而定位、重塑甚至創造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獨特的宗教文化。

馬來西亞華人與馬來族群、印度族群的宗教文化之間的互動，李豐楙稱為「友教之間」（「友教」即是要設法替代過往「異教」這樣比較疏離的說法），被許多漢學家稱為「第二中國」（Second China）的東南亞—特別是馬來西亞，在多元複雜族群中，華人是如何尋求自我認同、與其他族群區分身分的？

李豐楙老師分享他當年前往馬來西亞研究，初到檳城早晨的見聞：清真寺的喚拜聲，興都廟放送的聖樂聲，卻沒有聽到他所期待的華人寺廟晨鐘聲；待上街後，留意街上的屋子，他卻特別發現華人街屋都是五腳基的柱子，上有「天官賜福」的小神龕、下有土地公位，呈現普遍的「福德文化」。這些特點能讓我們區分出華人與其他族群的住家，事實上，這樣細微的差別，就可以看作是一種文化的標誌— 也就是’identity’， 既可以翻譯為「認同」，也可以翻譯為「識別」，在這樣的識別中區分出了「你們」與「我們」的不同。

宗教與文化主體性

李豐楙初到馬來西亞，原想集中在自己擅長的道教道壇研究，但是他卻逐漸注意到若採取台灣式的神廟信仰調查研究，將會錯失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獨特處境。李豐楙舉出了幾個例子，比如他當時躬逢其盛的馬來西亞華人重大調查所出版的《馬來西亞華人思想興革大會論文集》，在「宗教」禮俗底下列入了許多華人傳統的節日，如新年、元宵節、清明節等，所謂的「宗教禮俗」在台灣的宗教研究中一向是有爭議的，關鍵的爭論點在於「節慶習俗是否是宗教信仰」這一問題。

李豐楙注意到的另一個議題，就是華人在節慶放假、慶祝上與印度族群和馬來族群在信仰意識上的差異，李豐楙說：

事實上這個就是文化的主體，因為就穆斯林來講，比如開齋節他們要放假，而穆斯林這個所謂伊斯蘭教的教義、神話和儀式支持著他們的開齋節，但是華人呢？

對於穆斯林或興都教徒來說，他們的宗教信仰支持著節慶與習俗的舉行和慶祝，李豐楙稱之為「教、節一體」。可是對於華人來說，似乎沒有統一的宗教，華人的節慶習俗也未必有宗教信仰的意涵，不過，在與不同族群、「友教」長年的互動之下，似乎也形成了某種「教」與「節」緊密的關係，對於李豐楙來說這也是文化主體性的一個重要面向。

除了節慶習俗的宗教意識問題之外，哪個族群的節日可以放假，也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獨特處境的「友教之間」的重要議題；以前述的開齋節來說，馬來西亞全國三族都放假，同一時間華人社區會盛大慶祝九皇爺聖誕，這種情形在台灣並未出現，這樣的現象顯示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在穆斯林大肆慶祝其宗教慶典、甚至成為全國性假日時，也發展了其他華人地區少見節慶習俗，作為自身獨特認同與對友教的回應。

另外，根據《馬來西亞華人思想興革大會論文集》的統計，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信仰佛、道跟傳統信仰者有88%（其中佛教信仰者高達六成八）。另外，會參加節慶活動的有85%，李豐楙提問，這兩群人有多高的重疊度？也就是說，自認有信仰意識者投入節慶習俗的比例有多高，這些信仰意識是與友教互動之下激發出來的，或者是特定政策下（如李豐楙補充，過往馬來西亞華人身分證上的宗教欄只能選填伊斯蘭教或佛教）無意識形塑的？這份統計還預測十年後，道教與傳統信仰者還會大量移向佛教信仰，激起李豐楙了解這個預測如何可能的探問動機，他假設：馬來西亞華人的宗教意識常常是在其特定的政治與宗教處境中被喚醒的，

他舉出這個「被喚醒」的一個例子，是在某次馬來裔的國會議員發表「華人寄居論」後引起華人群情憤慨，激起了對華人活動的捐助，也影響了選舉的結果。李豐楙在研究中發現，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宗教文化上。

從街屋的不同，到國定假日的爭論；從佛、道與傳統信仰者與參加節慶者的重疊，到華人「被喚醒」的宗教意識，種種關於宗教與華人文化主體性的問題與現象，李豐楙以「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獨有的聖教觀念」、「王爺信仰的變化」、「理念移植形成的在地信仰」、「宗教群體的聯繫方式」四組「對照」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其他華人社會在宗教與節慶習俗上的差異，帶出他們在馬來西亞社會中標誌自己的方式。

在與友教互動中形成華人獨特的「聖教」觀念

李豐楙探討的第一個對照，是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獨有的「聖教」觀念：

「聖教」（包括孔教在內）這個詞在華人歷史文獻很多，但很少人注意，是因為早期華人先民到馬來西亞，發現印度人有印度教、馬來人事穆斯林，華人呢，你拜媽祖、你拜保生大帝，每個人都有拜一個神，甚至有些人號稱我是佛教徒、我是道教徒，但是沒有一個統一的宗教。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以「聖教」來統稱既有的華人宗教，最早由檳城閩省人提出，指專屬於華人群體具有神聖性的儀俗（總括儒教、道教、佛教和民俗信仰等），同時也有區分、標誌我族的作用。

李豐楙舉了馬來西亞華人葬墓地的搬遷爭議為例，1984馬六甲當地政府想將位於市區中的華人葬墓地（義山）三保山用作開發用途，引起華人的強烈反彈，華人知識菁英提出了文化標誌、觀光價值的理由來反對，但最後卻是穆斯林的領袖提醒宗教因素的理由，認為不應該將商業利益建立在友族（華人）的神聖用途用地上；即使對於穆斯林來說，華人墓地的荒煙漫草景象（基於「入土為安而不擾動」）與他們的對於生死大事的神聖性形象不同。

穆斯林領袖所提醒的神聖性用途，在同樣也發生類似開發爭議事件的檳城華人的喪地規條裡也被視為聖教，這也就顯示出馬來西亞華人確實以「聖教」來泛稱理解其死、生、祭祀祖先等重要禮俗，但是卻未必像穆斯林那麼注意到其神聖性面向，經常也是在互動之中被提醒、甚至喚醒的。

延伸閱讀：臺灣的道士，看馬來西亞的神──政大李豐楙談《從聖教到道教》

南土下巡—王爺信仰的變遷

參觀馬六甲兩間王爺廟時，李豐楙注意到廟裡的匾額是「威震南蠻」跟「威顯南邦」，都有類似意涵的「南邦」與「南蠻」這樣的詞彙，但是當李豐楙詢問廟中人員「南蠻」之意時，得到的答案不是遙遠、陌生的「蠻夷」，而是等待開拓的「蠻荒」土地。李豐楙注意到，這些匾額實際上代表的是早期移民帶有的天朝意識遺存，王爺從中心的天朝去到遙遠的南土，「代天巡守」。

在二十世紀初期亞洲型霍亂發生全球大流行，從馬六甲、檳城到蘇門答臘都是流行疫區，馬六甲和檳城的華人仿效其原鄉的福建送王船，舉行送王舡儀式面對瘟疫。但在二戰發生便停辦了。

近年復辦之後將送王舡轉變為九皇爺信仰儀式，但在馬來西亞的九皇爺信仰儀式與中國、台灣等其他地區的儀式不同也更加盛大，全國的華人社區幾乎都有慶祝活動，而且只有馬來西亞的九皇下巡是在開齋節前後，李豐楙對於這樣的變化感到好奇，為什麼遺忘了過去的送王舡，而轉為祈福性的為九皇爺送行的「九皇舡」儀式，李豐楙問到：

檳城地區在二戰後，將原本的九皇信仰擴大，而送王舡習俗在建國後轉型為九皇下巡，例如香港巷斗姆宮、千二層斗姆宮，而其他老廟同樣擴大，並普遍傳布於華人社區。其時間在舊曆9月1日至9日，約為回曆開齋節前後，此一現象反映了什麼？

李豐楙認為這顯然代表了華人社群面對馬來族群伊斯蘭教的節俗慶祝時，在互動之中形成的宗教信仰，自我認同也與其他宗教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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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知識分子，民間形成的在地宗教觀

台灣非常強調分香與謁祖，但是馬來西亞卻完全沒有這樣的概念。原因是，分香與謁祖是建立在神像、香火這些物質媒介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馬來西亞與中國距離遙遠，頂南天踏南土，與中華的土地是完全斷絕的，算是無王化之地，要如何分香、謁祖？因而，他們端賴理念上的移植而發展出不必仰賴分香和謁祖的信仰，也就是對移民來說，既然我們有這樣的信念、這樣的信仰，即使沒有從家鄉的祖廟請來神像分身、沒有與祖廟的持續連繫，移民仍然能在新天地延續、甚至開創信仰。

在節俗的移植過程中，知識菁英扮演的角色是否重要？對馬來西亞而言，可能是否定的，若是由知識菁英主導移植，他們可能很難接受頂南天踏南土的仙師爺（在馬來西亞的客家族群之間為了錫礦而引起武裝衝突，其中的領導者盛明利被紀念並尊為神）能夠有在中國本土王化之地才有的玉皇大帝的「玉旨敕封」；是因為民眾移植信仰的理念，讓仙師爺不在王化之地也有玉封。

宗教團體聯合的意義

最後一組對照的例證是馬來西亞華人宗教團體中對於「聯合」的強調。馬來西亞的華人神廟散多且雜，對執政者來說難以管理，又如先前談到華人由於神廟信仰的分散，而難以有統一的族群宗教認同，李豐楙認為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強調「聯合」的宗教組織，其名稱就表達了背後更深的含意，以平等和團結為行動的號召。

如「檳城慶贊中元聯合會」凝聚華人社群的力量，將宗教儀典轉化為慈善與教育的契機；馬來西亞「道教聯合會」以道教為華人神廟的唯一標誌，聯合平等的宗教群體，彼此合作。這是一種平等的關係，而非如教廷與各地教會的從屬關係，或是有中心與階級的關係。

以教之名

在馬來西亞官方的宗教政策下，非伊斯蘭教的各宗教組成了「非伊斯蘭教聯盟」，鼓勵宗教對話，然而參加宗教對話就必須以「教」之名參與，問題是，華人宗教的名字是甚麼？要使用聖教，還是道教？李豐楙認為前者是「移民初期被喚醒的宗教意識，定義模糊且使用不廣」，後者則沒有被華人社會普遍認知。但李豐楙認為道教已逐漸成為馬來西亞華人宗教的最大公約數。

保括馬來西亞道教總會推動「道教改正運動」，讓華人的身分證宗教欄能夠有登記為道教的選項，重新讓華人正視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非由於政府的便宜行事限制華人只能登記為穆斯林或佛教徒而導致對自身宗教認同的模糊。

李豐楙也談到宗教聖地的議題，穆斯林可以去麥加朝聖，天主教可以到羅馬教廷，華人是否存有宗教聖地？李豐楙認為「在宗教多元的社會中，聖地可以增強宗教認同」，因此他注意到中國的改革開放，可能讓馬來西亞華人與中國的宗教聖地形成新的連結；此外，他也注意到，東馬組成的「福德文化研究會」，爭取福德節作為華人共同節日，也是教、節一體化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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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探究華人宗教的文化主體性

李豐楙最後總結，華人宗教的迫切性雖然不如作為基礎教育的華教，但是屬於神道設教的前者與關聯語言、文化的後者都與「文化主體性」相互交織。漢學研究除了關注其語言、教育之外，宗教文化因素也不容忽視：馬來西亞道教總會成立之後，馬來西亞似乎能以以道教名義來參與華人活動，有其宗教文化的獨特性，能夠過道教與其他世界上的華人社會從這點上來交流，在交流中更加自覺到自身的宗教認同與信仰意識。

面對諸多族群，馬來西亞華人社會以教之名在與友教的互動中標誌出自己的身分，也與其他華人社會的宗教信仰形成差異，從李豐楙對馬來西亞華人宗教的爬梳來看，馬來西亞華人並非只是被動接受刺激或其他華人社會的宗教儀俗，而是自主地在互動中形成自身族群在宗教文化上的主體性，從李豐楙老師這樣的比較視野出發，仍有未來更深入探討的可能性。

撰稿：劉達寬、鄭弘葳
編輯：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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