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紀錄自2019年由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東南亞華人文化國際論壇」，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文系廖文輝教授分享《馬新華人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講題。

近年出版《馬來西亞：多元共生的赤道國度》一書的廖文輝教授，在書中從種族、經濟、文化等面向回顧了馬來西亞的歷史，將文化視為人群互相凝聚的過程，並以馬來西亞為主體發展史觀。網路上有不少對於此書的專文導讀，當地出版界和一些報章雜誌，也將其視為馬來西亞發展上的一項重要成就。

廖教授在此次論壇發表的課題，則圍繞著馬華文化的內涵和特色，尤其著重點出「民俗」在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在過去研究歷史文獻的經驗中，廖文輝認為馬華文化的研究一直有著傳統取徑無法解決和處理的問題，於是他選擇走進直涼新村，一個彭亨州內陸山區中的傳統華人小市鎮，用了一年半時間編纂《直涼華人志》。這樣的經驗讓他進一步思考：如何在傳統文獻和官方資料之外，整理、挖掘出這些小村鎮未被記錄的樣貌？這本2013年發表的華人志，成為他思考的出發點。

在整理了其他地方鄉鎮志和民俗理論與方法後，他彙整出了「華人文化圈」的概念。

華人文化的「大傳統」傳播

以東亞（日本、朝鮮）和越南這兩塊文化圈來說，主要受華人文化影響的內容有：漢字、儒教、律令還有佛教。在文字方面，無論是越南的喃字還是日本的片假名、平假名，都是受到漢字的影響產生；而儒教方面，它得以在越南傳播的關鍵是科舉考試的實施，一直延續到1915年才廢除，甚至比中國還要晚。當地也因為科考產生了一批詮釋四書五經的文字典籍。在日本，儒學、漢學的影響就更加的廣泛深刻，大化革新之前就存在，到了明代又因為朱舜水有了更加蓬勃的發展。

這兩個文化圈所受文字、儒學，甚至律令制度的影響，是屬於較高層次「大傳統」的文化。而回過頭看馬來西亞，雖然當代馬華教育的成功和完整，讓許多人十分自豪，從而有許多學者以大傳統、高層次的精神文化討論，但廖教授在此提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觀點，也就是從「小傳統」的角度切入審視馬華文化。

馬華華人文化圈的獨特本質及傳承

他首先定義馬華群體經過兩百年的生根、滋長，本身已是一個有主體意識、以漢語為溝通和學習的主要工具，並實踐閩粵漢人生活習俗的群體，是自成一格的華人社會，他們以華人自居、捍衛和發揚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他希望釐清的是：這個華人文化圈形成的經過以及其內涵、本質為何？相比於前述的東亞與越南漢文化圈，這個相對晚近出現的華人文化圈，又有什麼特殊之處？

過去的研究者曾經試圖從高層次的文化觀點理解馬華文化，但最後似乎也會發現真實的情況不盡如此，最後給出側重生活、習俗等小傳統文化的結論。這個特色也呼應了其他與會者分享的，很多神廟科儀是沒有知識份子參與、沒有文字記錄的，而是由草根性的華人實踐，在他們的腦袋中、師徒之間年復一年的傳承，不知不覺地保留下來。

所以，這些移民雖然看似「目不識丁、身無分文」，兩手空空到了馬新，但事實上，他們是把原鄉實踐的生活習慣，飲食、信仰、節慶，等等日常生活帶來了馬新。這些「匹夫匹婦日用而不知」的生活禮俗，才是滋養馬新華人社會最重要的因子，所謂「移人、移神、移鬼」的說法，可以說是非常準確。所以如果有海外的朋友要了解華人的根在哪裡，廖文輝教授說：「我會帶他去義山看看，因為那邊埋葬的就是華人先輩，正是他們把很多的習俗帶了過來。這也是為什麼華人會強烈捍衛三寶山、吉隆坡的廣東福建義山。」

馬新華人文化的發展斷層與原鄉文化保存

雖然馬新也曾經有發展高層次漢文化的契機，但最後都未能順利傳承。例如19世紀上半葉，倫敦佈道會在中國傳教時遭逢禁教政策，所以轉入馬來亞設立了英華書院，不少英國漢學家翻譯四書、出版報紙，但在鴉片戰爭後他們離開馬來西亞轉往中國，這個傳統也就斷絕了；十九世紀後期的儒學運動作為政治運動，也展現了一些文化上的意義，但卻隨著清朝的覆亡煙消雲散，大傳統華人文化的傳承就有了斷層，其在馬新移植的歷史，可以說是困難重重。

不過在另一方面，這塊土地保留了非常多中國已經消失的原鄉文化，例如在文革時期消失的德教，八、九零年代發起的德教尋源運動，就是將這個文化由新馬、泰國帶回中國。其他類似這樣的情況，還包括大家津津樂道的二十四節令鼓、高樁舞獅還有扯鈴表演，這些實踐其實就是利用祖輩資源進行在地創發，背後有中國文化核心的影響。像二十四節令鼓就是書法、鼓藝、節令這些中國文化的結合；高樁舞獅本來是中國民間的廟會表演，在馬來西亞有了完整的制度化發展，甚至成為國際賽事；扯鈴本來是中國老人與小孩的休閒運動，在歷經許多改良後，成為舞台上亮眼的表演項目。

綜合對這些發展的觀察，民俗活動雖然因為日常而不受重視，但廖教授認為它是在過去所說的「華社三支柱」（華團、華教和華文報）之外，對馬華社會影響深遠的「第四根支柱」。

文化與社會發展並進成長，持續實踐與在地創新

以民俗為主體的馬華文化，展現了由下而上對政策的影響力，不同於東亞、越南的漢文化，是由上而下推動的政策教化。其次，這樣的文化是逆境求存，在被打壓的環境中發展，不同於另外兩者是由政府支持推廣。最後，華人出洋之時，適逢西方帝國主義擴張，華人文化同時面對西方殖民者和在地政權的挑戰，仍有所保存甚至創發出新生。這些特色是馬華文化相當值得驕傲的。這樣的生命力呼應著1950年代新儒家學派的思想家唐君毅先生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和〈花果飄零和靈根自植〉二文中，所謂的「自信自守、靈根自植」，堅韌地維繫、傳播著中華文化。

對於廖教授的觀點，現場與會者也提出了一些討論。第一位與會者希望他能就他論述中所謂華人文化圈中的儒家傳統，能有更完整的說明，讓後續關於主體性的討論能有更明確的基礎。另一位與會者則指出，過去也有學者認為華人移民的整體是透過民俗儀式統一，這些文化實踐的定位並不是如此不受重視。此外，相較於東亞漢文化圈，新馬社會受西方殖民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影響，也應該被納入考慮。

對於這些問題，廖教授回應道他並不否定另外三大支柱（社團組織、教育和媒體）對馬華文化的意義，只是希望在此之外能更注重日常民俗文化的重要性。其次，上層文化的扎根並不容易，即使近年當地高教建設、海外留學興盛，但這樣的思想深度還是需要更長的時間建設，這從理論典籍創發性的空洞就可見一斑。相較之下，民俗生活卻是華人社會不斷在實踐、加入在地創新的一環，這是他在思考這一課題時的切入點。不過他也坦言，這些關於華人民俗的研究還有待更多的田野資料蒐集，去建構傳統文獻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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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潘醇
編輯：王瑀
Cover photo by Daniel von Appen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