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樣的困境，彭榮邦認為，照護結構本身能否給出價值與意義感，或許是一個關鍵：「我們不能讓護理人員只成為勞力的付出者，他的工作本身必須要有一個可以對他來說有意義的結構。這個意義能讓他可以繼續做這件事情，不要出現’compassion fatigue’。也就是說，他可以感覺累，但是他感覺累得有價值、願意繼續下去。」
對王淑貞而言，安寧療護是奠基於團隊合作上的、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而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在病人臨終前給他們最舒適的照顧。這樣的信念，引領著安寧場域的醫護人員在講求效率、結構明確的醫療體系中撐出了一個相對柔軟的空間，並在那之中陪伴病人與家屬走過生命的極端處境，陪伴他們一起遭遇死亡。
從歷史網眼遺落下來的人生故事，對於「關係的修補」卻是至關緊要，作為心理工作者，我們要去知道的真相，不僅僅是在於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更要設法挖掘「主體的真相」，關於這個主體的經歷，或許它從來無法被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中的對象，也經常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但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這是我們必須尋找的「真相」。
轉型正義在制度面經常被討論的議題也包括：應如何與過去的威權體制切割和交接？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但在不同層次的法律、制度、行政機關運作方式，乃至思維上，有沒有跟過去做一個了斷？此外，在歷史傷痕的修復工作中，受難者和家屬的心理創傷、不同群體間的社會關係，乃至國家與人民之間關係的修復，也是轉型正義所要面對的。
在21世紀的今天，政治暴力真的遠離我們的生活了嗎？政治暴力與轉型正義的關係是什麼？轉型正義中創傷療癒的角度是什麼？只要挖出了真相，療癒就會發生嗎？中研院民族所、時任促轉會委員的彭仁郁老師，重新從「政治暴力」的歷史與當代意涵談起，特別點出政治暴力在精神上如何破壞人與世界的信任關係。
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的授沈豪教授，以「新加坡歷史話語權的競逐：以華語源流社群為中心」為題，從新加坡建國和冷戰氛談起，描述國家如何在形塑歷史與國族認同時，逐漸壓縮華語及非官方歷史，華語社群與左翼影響下的藝術群體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下保持活力，扮演社會的對話橋樑與批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