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錄自2019年由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東南亞華人文化國際論壇」，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蔡芬芳教授分享之〈「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為什麼華人要信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女性成為穆斯林的經驗〉講題。
「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
在伊斯蘭文化氛圍濃厚的印尼亞齊特別行政區，華人與當地其他住民族群、宗教、文化等等面相，往往都被認為有著不應踰越的界線，華人甚至對穆斯林帶著較為負面的印象。而對於那些成為穆斯林的華人而言，他們最常面對的，來自華人親友的問題也是：「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這樣的疑問不只反映著印尼華人對於穆斯林的種族化迷思，也將成為穆斯林單一歸因於和亞齊人結婚。然而蔡教授的研究就是希望深入探問：對於此地的客家華人女性來說，這種對於改宗的解釋能完整呈顯他們的故事嗎？他們在成為穆斯林前後的人生故事是什麼？這些經驗又是如何促成了他們的決定，這一系列過程是否能呈現他們對此選擇的主體意願？
亞齊華人的生活世界
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地區，歷史上是伊斯蘭傳入馬來世界的門戶，今天的亞齊實施伊斯蘭律法，這樣的信仰架構深植於亞齊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根據2005年的統計，在該當地最大的班達亞齊市近二十二萬的人口中，僅有約三千名華人，佔全城總人口約0.014%，以客家話做為溝通語言，信仰以佛教為大宗，有自己的信仰中心與社會組織。
研究之初，尋找受訪者的過程卻並不順利，有意願受訪的人數不如研究者預期。蔡教授初步推斷，這是因為東南亞國家華人對伊斯蘭普遍存有的刻板印象，認為伊斯蘭較為低下，再加上當代西方媒體強化了伊斯蘭「恐怖份子」、「暴力」、「有違婦女人權」、「製造問題者」等等對立於西方的單一形象，導致這些改宗者不容易得到原生家庭和過去社會網絡的正面回應，或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被認可，這些都可能讓他們排斥公開談論自己的經驗。不過這樣的現象更加強了研究者的動機，希望能釐清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與意涵。
改信：族群、宗教與性別的交錯性
在其他改信伊斯蘭教群體的研究中，不乏以女性為主要研究對象，將性別的因素加入族群、宗教之中，呈現三者的相互交錯性（intersectionality），帶出女性經驗的獨特意義。例如在一些關於瑞典、荷蘭、美國等等西方國家女性改信伊斯蘭的研究裡，可以看到女性往往被視為是維繫族群跟宗教界線的象徵，而改宗就是跨越了宗教與族群界線，在伊斯蘭與西方的對立形塑下，未能堅守界線的女性改宗者，更可能被認為是背叛者。尤其在性別與族群的交織關係中，女性的生育能力，使他們被認為擔負著延續族群與文化和維繫邊界的責任。矛盾的是，國族主義的論述建構卻只將男人視為主要的行動者，女性的身分往往僅只於象徵性的承載者和政治工具，是被動且靜態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許多關於伊斯蘭女性與性別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男性在身體與道德規範方面施加權力壓迫女性，不過同時也能觀察到女性並非僅僅是被動的客體，而是有其能動性，應該同時審視作為行動主體的女人（women as agents）和作為象徵的女人（Woman as symbol）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這樣的研究必須同時考慮個體的微觀經驗，和宏觀層次上印尼華人於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所受的多重壓迫。
在華人與亞齊人互視之下選擇伊斯蘭
因為本身的人類學背景，蔡教授不諱言他在研究改宗現象時對微觀經驗的關注，但她也強調在這一研究中，宏觀架構對改宗者的影響不容忽視，例如因為印尼華人在當地長期受到多重壓迫，導致這種對主流群體／種族信仰的選擇，在非穆斯林華人眼中是較為負面的。
回到研究者透過住在當地人家中，在參與各種日常對話場合的見聞，也反映了類似的評價。這些閒談對於改宗華人女性的解釋是「被下蠱、被作法」等等充滿種族化道德想像的判斷（例如懶惰、骯髒、經濟能力差），而成為穆斯林被認為是整套價值體系的轉換，是「背祖忘宗」的事。
然而在亞齊人的觀點中，華人女性往往被認為皮膚白皙漂亮、華人地位較高，有華人成為穆斯林是喜聞樂見的事，甚至在田野經驗中，有男方希望登報公告喜訊，女方卻希望低調，甚至到外地完婚的受訪者。
不只是結婚：不變的族群關係與能動的個人
總結來說，相較於歐美對於女性改姓穆斯林者的研究，亞齊的客家華人女性改宗者反映出了許多不同的經驗。例如前者會以公共場合著頭巾於否為重要的討論焦點，但在蔡教授的研究中，頭巾可以在不同社會情境中彈性地使用。而西方研究中的女性改宗者來說，家庭性別化分工是常見的動機，然而這在亞齊的研究中卻不顯著，女性無論如何都必須參與家外勞動。
僅管2004年的海嘯多少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關係有所變化，但華人依舊無法接受伊斯蘭與改宗者。而對改宗者來說，他仍然保有華人的身分認同，宗教認同與族群認同並不同於非穆斯林華人所認為的不可分割。最後，在此研究受訪者成為穆斯林的過程中，有很多主動的詮釋、實踐歷程，無法被固定在結婚這一時間點，改宗也不僅是結婚導致的被動結果。
現場回饋與討論
對於蔡芬芳教授的研究，在場聽眾也提出了討論。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鄭文泉教授認為，這個問題不脫傳統婚姻觀念中門當戶對的觀念，如果能找到華人與當地穆斯林權貴之間的婚姻，看到的經驗現象與得出的解釋會不會有所不同？專注在「客家」主軸的學術分野，會不會侷限了階級因素解釋的可能？其次，許多伊斯蘭教的組織和儀式其實保留了與華人文化類似的傳統功能，在此研究受訪者之外，有沒有因為非婚姻契機而改宗的人群存在？
而本中心成員，政大宗教所的蔡源林教授則回顧了自己接觸馬華群體和研究的經驗，認為馬來西亞族群與宗教的連結相當強烈，成為穆斯林也就形同成為馬來人，不知道這樣的狀況在印尼是否也相同？
對於這些問題，蔡芬芳教授也回應道，無論在亞齊還是山口洋的田野中，他所接觸到的受訪者確實較屬於中下階層，看到的現象和思考的路徑也會有所不同，也謝謝鄭教授的提醒。然而她的論述也非僅是套用西方理論，而是希望與西方的改宗研究做出對話，提出不同社會背景下的現象差異，實證地指出西方理論未能涵蓋的部分。此外，在他的研究對象中確實有少數人不是因為婚姻而成為穆斯林，然而著眼於和亞齊人結婚的受訪者，這個研究就是希望藉由他們生命經驗訪談，挑戰婚姻作為改宗的唯一解釋和時間斷點的想法。最後，選用性別、族群、宗教三者的交錯性，而較不著墨在階層，主要還是因為在她的田野脈絡中，階層的展現意義並不如族群顯著。
接著對蔡源林教授提問的回應，蔡芬芳教授比較了自己在山口洋和亞齊兩地的田野經驗，認為兩地的華人文化氛圍就有極大差異。而以亞齊的受訪者經驗來說，這種宗教與族群的連帶改變較為隱性，改宗的華人仍然相當重視且強調自己的華人身分，並不會因為成為穆斯林而放棄；另一方面，其他華人雖然不會明確指出改宗者成為亞齊人，但言談間還是多少認為他們捨棄了華人文化價值。再以華人氛圍較濃厚的山口洋案例來說，雖然改宗者認為自己改信伊斯蘭之後就變成了「番人」，但他們卻較為自在，並未積極緊抓自己的華人身分。這兩種社會氛圍都不同於馬來西亞，一旦成為穆斯林就會失去華人身分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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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潘醇
編輯：王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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