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華人要嫁給亞齊人,並改信伊斯蘭?」
—印尼客家華人女性成為穆斯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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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2019年由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東南亞華人文化國際論壇」,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蔡芬芳教授分享之〈「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為什麼華人要信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女性成為穆斯林的經驗〉講題。

在伊斯蘭文化氛圍濃厚的印尼亞齊特別行政區,華人與當地其他住民族群、宗教、文化等等面相,往往都被認為有著不應踰越的界線,華人甚至對穆斯林帶著較為負面的印象。而對於那些成為穆斯林的華人而言,他們最常面對的,來自華人親友的問題也是:「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

「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

這樣的疑問不只反映著印尼華人對於穆斯林的種族化迷思,也將成為穆斯林單一歸因於和亞齊人結婚。然而蔡教授的研究就是希望深入探問:對於此地的客家華人女性來說,這種對於改宗的解釋能完整呈顯他們的故事嗎?他們在成為穆斯林前後的人生故事是什麼?這些經驗又是如何促成了他們的決定,這一系列過程是否能呈現他們對此選擇的主體意願?

亞齊華人的生活世界

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地區,歷史上是伊斯蘭傳入馬來世界的門戶,今天的亞齊實施伊斯蘭律法,這樣的信仰架構深植於亞齊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根據2005年的統計,在該當地最大的班達亞齊市近二十二萬的人口中,僅有約三千名華人,佔全城總人口約0.014%,以客家話做為溝通語言,信仰以佛教為大宗,有自己的信仰中心與社會組織。

研究之初,尋找受訪者的過程卻並不順利,有意願受訪的人數不如研究者預期。蔡教授初步推斷,這是因為東南亞國家華人對伊斯蘭普遍存有的刻板印象,認為伊斯蘭較為低下,再加上當代西方媒體強化了伊斯蘭「恐怖份子」、「暴力」、「有違婦女人權」、「製造問題者」等等對立於西方的單一形象,導致這些改宗者不容易得到原生家庭和過去社會網絡的正面回應,或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被認可,這些都可能讓他們排斥公開談論自己的經驗。不過這樣的現象更加強了研究者的動機,希望能釐清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與意涵。

改信:族群、宗教與性別的交錯性

在其他改信伊斯蘭教群體的研究中,不乏以女性為主要研究對象,將性別的因素加入族群、宗教之中,呈現三者的相互交錯性(intersectionality),帶出女性經驗的獨特意義。例如在一些關於瑞典、荷蘭、美國等等西方國家女性改信伊斯蘭的研究裡,可以看到女性往往被視為是維繫族群跟宗教界線的象徵,而改宗就是跨越了宗教與族群界線,在伊斯蘭與西方的對立形塑下,未能堅守界線的女性改宗者,更可能被認為是背叛者。尤其在性別與族群的交織關係中,女性的生育能力,使他們被認為擔負著延續族群與文化和維繫邊界的責任。矛盾的是,國族主義的論述建構卻只將男人視為主要的行動者,女性的身分往往僅只於象徵性的承載者和政治工具,是被動且靜態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許多關於伊斯蘭女性與性別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男性在身體與道德規範方面施加權力壓迫女性,不過同時也能觀察到女性並非僅僅是被動的客體,而是有其能動性,應該同時審視作為行動主體的女人(women as agents)和作為象徵的女人(Woman as symbol)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這樣的研究必須同時考慮個體的微觀經驗,和宏觀層次上印尼華人於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所受的多重壓迫。

在華人與亞齊人互視之下選擇伊斯蘭

因為本身的人類學背景,蔡教授不諱言他在研究改宗現象時對微觀經驗的關注,但她也強調在這一研究中,宏觀架構對改宗者的影響不容忽視,例如因為印尼華人在當地長期受到多重壓迫,導致這種對主流群體/種族信仰的選擇,在非穆斯林華人眼中是較為負面的。

回到研究者透過住在當地人家中,在參與各種日常對話場合的見聞,也反映了類似的評價。這些閒談對於改宗華人女性的解釋是「被下蠱、被作法」等等充滿種族化道德想像的判斷(例如懶惰、骯髒、經濟能力差),而成為穆斯林被認為是整套價值體系的轉換,是「背祖忘宗」的事。

然而在亞齊人的觀點中,華人女性往往被認為皮膚白皙漂亮、華人地位較高,有華人成為穆斯林是喜聞樂見的事,甚至在田野經驗中,有男方希望登報公告喜訊,女方卻希望低調,甚至到外地完婚的受訪者。

不只是結婚:不變的族群關係與能動的個人

總結來說,相較於歐美對於女性改姓穆斯林者的研究,亞齊的客家華人女性改宗者反映出了許多不同的經驗。例如前者會以公共場合著頭巾於否為重要的討論焦點,但在蔡教授的研究中,頭巾可以在不同社會情境中彈性地使用。而西方研究中的女性改宗者來說,家庭性別化分工是常見的動機,然而這在亞齊的研究中卻不顯著,女性無論如何都必須參與家外勞動。

僅管2004年的海嘯多少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關係有所變化,但華人依舊無法接受伊斯蘭與改宗者。而對改宗者來說,他仍然保有華人的身分認同,宗教認同與族群認同並不同於非穆斯林華人所認為的不可分割。最後,在此研究受訪者成為穆斯林的過程中,有很多主動的詮釋、實踐歷程,無法被固定在結婚這一時間點,改宗也不僅是結婚導致的被動結果。

現場回饋與討論

對於蔡芬芳教授的研究,在場聽眾也提出了討論。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鄭文泉教授認為,這個問題不脫傳統婚姻觀念中門當戶對的觀念,如果能找到華人與當地穆斯林權貴之間的婚姻,看到的經驗現象與得出的解釋會不會有所不同?專注在「客家」主軸的學術分野,會不會侷限了階級因素解釋的可能?其次,許多伊斯蘭教的組織和儀式其實保留了與華人文化類似的傳統功能,在此研究受訪者之外,有沒有因為非婚姻契機而改宗的人群存在?

而本中心成員,政大宗教所的蔡源林教授則回顧了自己接觸馬華群體和研究的經驗,認為馬來西亞族群與宗教的連結相當強烈,成為穆斯林也就形同成為馬來人,不知道這樣的狀況在印尼是否也相同?

對於這些問題,蔡芬芳教授也回應道,無論在亞齊還是山口洋的田野中,他所接觸到的受訪者確實較屬於中下階層,看到的現象和思考的路徑也會有所不同,也謝謝鄭教授的提醒。然而她的論述也非僅是套用西方理論,而是希望與西方的改宗研究做出對話,提出不同社會背景下的現象差異,實證地指出西方理論未能涵蓋的部分。此外,在他的研究對象中確實有少數人不是因為婚姻而成為穆斯林,然而著眼於和亞齊人結婚的受訪者,這個研究就是希望藉由他們生命經驗訪談,挑戰婚姻作為改宗的唯一解釋和時間斷點的想法。最後,選用性別、族群、宗教三者的交錯性,而較不著墨在階層,主要還是因為在她的田野脈絡中,階層的展現意義並不如族群顯著。

接著對蔡源林教授提問的回應,蔡芬芳教授比較了自己在山口洋和亞齊兩地的田野經驗,認為兩地的華人文化氛圍就有極大差異。而以亞齊的受訪者經驗來說,這種宗教與族群的連帶改變較為隱性,改宗的華人仍然相當重視且強調自己的華人身分,並不會因為成為穆斯林而放棄;另一方面,其他華人雖然不會明確指出改宗者成為亞齊人,但言談間還是多少認為他們捨棄了華人文化價值。再以華人氛圍較濃厚的山口洋案例來說,雖然改宗者認為自己改信伊斯蘭之後就變成了「番人」,但他們卻較為自在,並未積極緊抓自己的華人身分。這兩種社會氛圍都不同於馬來西亞,一旦成為穆斯林就會失去華人身分的狀況。

Photo by ZorPhoto by Prince Abid on Unsplash

編輯:潘醇

核稿:丸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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