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華人要嫁給亞齊人,並改信伊斯蘭?」
—印尼客家華人女性成為穆斯林的故事

Facebook
WhatsApp
Twitter
Telegram
Pocket
Email

本文摘錄自2019年由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東南亞華人文化國際論壇」,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蔡芬芳教授分享之〈「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為什麼華人要信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女性成為穆斯林的經驗〉講題。

「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

在伊斯蘭文化氛圍濃厚的印尼亞齊特別行政區華人與當地其他住民族群、宗教、文化等等面相,往往都被認為有著不應踰越的界線,華人甚至對穆斯林帶著較為負面的印象。而對於那些成為穆斯林的華人而言,他們最常面對的,來自華人親友的問題也是:「為什麼要嫁給亞齊人?」這樣的疑問不只反映著印尼華人對於穆斯林的種族化迷思,也將成為穆斯林單一歸因於和亞齊人結婚。然而蔡教授的研究就是希望深入探問:對於此地的客家華人女性來說,這種對於改宗的解釋能完整呈顯他們的故事嗎?他們在成為穆斯林前後的人生故事是什麼?這些經驗又是如何促成了他們的決定,這一系列過程是否能呈現他們對此選擇的主體意願?

亞齊華人的生活世界

位於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端的亞齊地區,歷史上是伊斯蘭傳入馬來世界的門戶,今天的亞齊實施伊斯蘭律法,這樣的信仰架構深植於亞齊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根據2005年的統計,在該當地最大的班達亞齊市近二十二萬的人口中,僅有約三千名華人,佔全城總人口約0.014%,以客家話做為溝通語言,信仰以佛教為大宗,有自己的信仰中心與社會組織。

研究之初,尋找受訪者的過程卻並不順利,有意願受訪的人數不如研究者預期。蔡教授初步推斷,這是因為東南亞國家華人對伊斯蘭普遍存有的刻板印象,認為伊斯蘭較為低下,再加上當代西方媒體強化了伊斯蘭「恐怖份子」、「暴力」、「有違婦女人權」、「製造問題者」等等對立於西方的單一形象,導致這些改宗者不容易得到原生家庭和過去社會網絡的正面回應,或是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被認可,這些都可能讓他們排斥公開談論自己的經驗。不過這樣的現象更加強了研究者的動機,希望能釐清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與意涵。

改信:族群、宗教與性別的交錯性

在其他改信伊斯蘭教群體的研究中,不乏以女性為主要研究對象,將性別的因素加入族群、宗教之中,呈現三者的相互交錯性(intersectionality),帶出女性經驗的獨特意義。例如在一些關於瑞典、荷蘭、美國等等西方國家女性改信伊斯蘭的研究裡,可以看到女性往往被視為是維繫族群跟宗教界線的象徵,而改宗就是跨越了宗教與族群界線,在伊斯蘭與西方的對立形塑下,未能堅守界線的女性改宗者,更可能被認為是背叛者。尤其在性別與族群的交織關係中,女性的生育能力,使他們被認為擔負著延續族群與文化和維繫邊界的責任。矛盾的是,國族主義的論述建構卻只將男人視為主要的行動者,女性的身分往往僅只於象徵性的承載者和政治工具,是被動且靜態的角色。

另一方面,在許多關於伊斯蘭女性與性別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男性在身體與道德規範方面施加權力壓迫女性,不過同時也能觀察到女性並非僅僅是被動的客體,而是有其能動性,應該同時審視作為行動主體的女人(women as agents)和作為象徵的女人(Woman as symbol)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這樣的研究必須同時考慮個體的微觀經驗和宏觀層次上印尼華人於歷史、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所受的多重壓迫

在華人與亞齊人互視之下選擇伊斯蘭

因為本身的人類學背景,蔡教授不諱言他在研究改宗現象時對微觀經驗的關注,但她也強調在這一研究中,宏觀架構對改宗者的影響不容忽視,例如因為印尼華人在當地長期受到多重壓迫,導致這種對主流群體/種族信仰的選擇,在非穆斯林華人眼中是較為負面的。

回到研究者透過住在當地人家中,在參與各種日常對話場合的見聞,也反映了類似的評價。這些閒談對於改宗華人女性的解釋是「被下蠱、被作法」等等充滿種族化道德想像的判斷(例如懶惰、骯髒、經濟能力差),而成為穆斯林被認為是整套價值體系的轉換,是「背祖忘宗」的事。

然而在亞齊人的觀點中,華人女性往往被認為皮膚白皙漂亮、華人地位較高,有華人成為穆斯林是喜聞樂見的事,甚至在田野經驗中,有男方希望登報公告喜訊,女方卻希望低調,甚至到外地完婚的受訪者。

不只是結婚:不變的族群關係與能動的個人

總結來說,相較於歐美對於女性改姓穆斯林者的研究,亞齊的客家華人女性改宗者反映出了許多不同的經驗。例如前者會以公共場合著頭巾於否為重要的討論焦點,但在蔡教授的研究中,頭巾可以在不同社會情境中彈性地使用。而西方研究中的女性改宗者來說,家庭性別化分工是常見的動機,然而這在亞齊的研究中卻不顯著,女性無論如何都必須參與家外勞動。

僅管2004年的海嘯多少改變了當地的社會關係有所變化,但華人依舊無法接受伊斯蘭與改宗者。而對改宗者來說,他仍然保有華人的身分認同,宗教認同與族群認同並不同於非穆斯林華人所認為的不可分割。最後,在此研究受訪者成為穆斯林的過程中,有很多主動的詮釋、實踐歷程,無法被固定在結婚這一時間點,改宗也不僅是結婚導致的被動結果。

現場回饋與討論

對於蔡芬芳教授的研究,在場聽眾也提出了討論。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鄭文泉教授認為,這個問題不脫傳統婚姻觀念中門當戶對的觀念,如果能找到華人與當地穆斯林權貴之間的婚姻,看到的經驗現象與得出的解釋會不會有所不同?專注在「客家」主軸的學術分野,會不會侷限了階級因素解釋的可能?其次,許多伊斯蘭教的組織和儀式其實保留了與華人文化類似的傳統功能,在此研究受訪者之外,有沒有因為非婚姻契機而改宗的人群存在?

而本中心成員,政大宗教所的蔡源林教授則回顧了自己接觸馬華群體和研究的經驗,認為馬來西亞族群與宗教的連結相當強烈,成為穆斯林也就形同成為馬來人,不知道這樣的狀況在印尼是否也相同?

對於這些問題,蔡芬芳教授也回應道,無論在亞齊還是山口洋的田野中,他所接觸到的受訪者確實較屬於中下階層,看到的現象和思考的路徑也會有所不同,也謝謝鄭教授的提醒。然而她的論述也非僅是套用西方理論,而是希望與西方的改宗研究做出對話,提出不同社會背景下的現象差異,實證地指出西方理論未能涵蓋的部分。此外,在他的研究對象中確實有少數人不是因為婚姻而成為穆斯林,然而著眼於和亞齊人結婚的受訪者,這個研究就是希望藉由他們生命經驗訪談,挑戰婚姻作為改宗的唯一解釋和時間斷點的想法。最後,選用性別、族群、宗教三者的交錯性,而較不著墨在階層,主要還是因為在她的田野脈絡中,階層的展現意義並不如族群顯著。

接著對蔡源林教授提問的回應,蔡芬芳教授比較了自己在山口洋和亞齊兩地的田野經驗,認為兩地的華人文化氛圍就有極大差異。而以亞齊的受訪者經驗來說,這種宗教與族群的連帶改變較為隱性,改宗的華人仍然相當重視且強調自己的華人身分,並不會因為成為穆斯林而放棄;另一方面,其他華人雖然不會明確指出改宗者成為亞齊人,但言談間還是多少認為他們捨棄了華人文化價值。再以華人氛圍較濃厚的山口洋案例來說,雖然改宗者認為自己改信伊斯蘭之後就變成了「番人」,但他們卻較為自在,並未積極緊抓自己的華人身分。這兩種社會氛圍都不同於馬來西亞,一旦成為穆斯林就會失去華人身分的狀況。

延伸閱讀:
穿梭時空回到十六世紀印尼,探訪回回華人陳三才宗教之旅
經歷文化再造運動,馬來西亞沙巴之子活出自我驕傲
【群議社】超越宗教藩籬,朝公民社會邁進(下)
【跨域交錯】「一帶一路」宣揚文明相遇 情感與文化印象正在重塑?

撰稿:潘醇
編輯:王瑀
Cover photo by Prince Abid on Unsplash

Facebook
WhatsApp
Twitter
Telegram
Pocket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