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Culture

【歷史記憶】
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下):超越僵局的新共同體敘事?

汪宏倫曾提出所謂的「戰爭之框」來分析戰爭對社會的影響: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同時也會形成集體的認知框架。戰爭國家中為了動員人民,要透過區分「敵/我」,在貶低外部敵人的同時凝聚內部團結,因此以某種方式區分了「我群」與「他者」。同時,由於戰爭所發生的暴力任意無常,遭遇偶然命運的人們需要一個解釋:「為什麼我們遭遇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有這些犧牲」?因而,國家或共同體經常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的生命、戰爭災難與共同體的存續、未來子孫的幸福連結,賦予偶然的悲劇更高層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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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歷史記憶】
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上):台灣的記憶風潮與記憶典範

近年的歷史教育與大眾文化中,對台灣的歷史記憶有許多翻轉與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愈來愈受到注意,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去。但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我們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框架為何?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為題,提出對台灣記憶政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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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歷史記憶】沉默迷宮:我們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德國戰後的記憶建構與辯證(下)

長期以來,許多人對於「德國」、「德國人」與「德國史」有著既定刻板印象。尤其在討論到轉型正義與二戰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時,總以德國作為討論案例,並將其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1935-1945) 後的戰爭責任、國家暴力的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處理方式視為典範。

但是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潘宗億老師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轉型正義沒有什麼『典範』,也最好不要有典範。」德國面對歷史的方式也不應「神格化」: 因為他們實際上也是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逐漸接納過去、坦誠面對過往錯誤的。

2019年12月27日,由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2019 歷史與記憶:系列演講」來到第四場。演講由藍適齊副教授主持,來自東華大學歷史系的潘宗億老師主講,他透過眾多歷史文獻、影視作品與著作,探討德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政治人物、史家與民眾在戰後面對納粹黨 (Nazi Party) 與大屠殺 (Holocaust, 1933-1945) 歷史的心境、衝突、面對方式與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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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歷史記憶】沉默迷宮:我們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德國戰後的記憶建構與辯證(上)

長期以來,許多人對於「德國」、「德國人」與「德國史」有著既定刻板印象。尤其在討論到轉型正義與二戰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時,總以德國作為討論案例,並將其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1935-1945) 後的戰爭責任、國家暴力的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處理方式視為典範。

但是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潘宗億老師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轉型正義沒有什麼『典範』,也最好不要有典範。」德國面對歷史的方式也不應「神格化」: 因為他們實際上也是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逐漸接納過去、坦誠面對過往錯誤的。

2019年12月27日,由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2019 歷史與記憶:系列演講」來到第四場。演講由藍適齊副教授主持,來自東華大學歷史系的潘宗億老師主講,他透過眾多歷史文獻、影視作品與著作,探討德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政治人物、史家與民眾在戰後面對納粹黨 (Nazi Party) 與大屠殺 (Holocaust, 1933-1945) 歷史的心境、衝突、面對方式與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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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Action

【政治暴力創傷】:
透過口述歷史穿越社會的認同裂縫,修補被遺落的靈魂(下)

我們每個人都會需要將自己鑲嵌在更大的歷史脈絡當中,才找得到自己所處的位置,人人皆然,只是說我們該如何去想像,那個比個人更大、更宏觀的歷史架構是長成什麼模樣?對不同的人來說,它可能是國民黨、是中華民國,也有可能是台灣,甚至是50年代許多知識份子所信仰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我們的信念和信仰是什麼,反而是在於,當我們將己身所秉持的信念視作是「全善的」、「必須要被無條件捍衛的」、「完全不可被挑戰的」事物,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然而,這些從歷史網眼遺落下來的人生故事,對於「關係的修補」卻是至關緊要,作為心理工作者,我們要去知道的真相,不僅僅是在於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更要設法挖掘「主體的真相」,關於這個主體的經歷,或許它從來無法被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中的對象,也經常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面向,但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這是我們必須尋找的「真相」,是需要被重視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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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Action

【政治暴力創傷】:
如果過去國家這樣對待人民,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能相信?(中)

作為民主化手段的轉型正義在制度面經常被討論的議題也包括,我們應如何可能與過去的威權統治體制進行切割和交接?台灣民主化至今三十多年,但在體制上,包含不同層次的法律、制度、行政機關的運作方式與習性,再來是思維上,我們到底有沒有跟過去做一個了斷,或者它其實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些都是轉型正義所要面對的事情。此外,在歷史傷痕的修復工作中,除了受難者和家屬的心理創傷,不同群體社會關係的修復,還關乎我們如何去修補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如果過去國家可以用如此暴力的方式壓迫人民,那麼我們今天又該怎麼相信這個國家不會再對人民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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