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余英時的影響力為什麼能跨越西方與華語世界？曾與余英時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共事的周質平教授，對比了余英時的兩位師長楊聯陞與錢穆。周質平認為關鍵在於余英時獲得歐美的學術認可後，又重新以中文寫作，除了能夠加揮灑自如，同時也有時代氛圍的刺激。一方面既能藉當代問題有創造性的靈感，另一方面也能回應同代人的精神探求。

浙江大學彭國翔教授，特別從哲學思想的角度來回憶、評述余英時先生的畢生功成。從余英時先生在撰寫中國哲學辭條時，就能看出他細膩把握歷史中觀念演變的脈絡。更是在探究思想變遷的同時，也能細察知識人的時代背景、生活世界，由此將思想與歷史彼此交織，儒家「內聖」與「外王」的關係在其筆下躍然紙上，實屬當代罕有、不易。

臺大陳弱水教授，談余英時先生從先秦到唐朝的思想著述，特別注意到公共參與對其研究的影響，並且稱余英時先生是既具原創性又能博通跨領域的卓越學者。陳弱水細數余英時從漢代對外關係到魏晉士大夫文化，又從近代的問題回頭發掘先秦的哲學突破，乃至唐朝的經濟與宗教皆有所涉；透過探問本質，將漫長歷史的背後脈絡彼此串聯。

2021年9月聯經舉辦的「余英時紀念論壇」，第四場次【史學家的耕耘】，王汎森院士從他親身的觀察，追憶余英時先生如何讀書、思考、寫作。如何透過「總機性」的文本，通達時代的思想脈絡。又如何從小處著手，反覆思索醞釀、在心中打下腹稿，下筆有神、書寫神速。王汎森形容余英時先生治史如同下棋「從外圍往中間慢慢包圍」。

余英時先生年輕的時候已經覺得有這樣的責任，因為他承繼很多前人的努力、承繼中國傳統的營養。從五四運動、胡適這一輩的自由人，承繼道德跟精神的資源。所以到他那一代，他覺得有同樣的責任要將這些傳統、知識價值繼續在我們社會裡承擔發展下去。他可能會說：「這是非如此不可。因為只能夠這樣子做，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們如果同意余先生賦予知識人的角色，那麼如何發展一套能夠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公共價值系統，這的確值得我們中文知識界去注意。我想照羅爾斯的想法，或者根據余先生他的一些言論與意見，知識人在今天已經不能夠再認為自己掌握了終極的真理，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的觀念代言人。相反知識人應該尊重社會的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公共社會的討論。

「他有現代人的理念，非常清晰地區分了什麼是『政治中國』、什麼是『文化中國』，區分了什麼是『祖國』、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府』──『祖國』、『國家』、和『政府』是不一樣的。這樣一來，我們才可以理解他關懷的是哪一個中國，也可以理解他始終如一的中國觀。余先生一生都是學者，一個屬於世界的學者……」

「『我在哪裡大陸就在哪裡』，他的沒有鄉愁、他這位文化人為我們這些多年來帶著鄉愁尋找精神家園的人，開創了一個精神家園。另外他也一直在陪伴我們，是我們的同行者……所有在權力的邊緣，或者是這麼多年堅持堅守一些價值的人心目中，余先生就像在黑暗裡面的一顆星星……我們覺得孤獨的時候，我們都會覺得余先生是在那裡，他是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