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宏倫曾提出「戰爭之框」的概念：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與集體認知框架。比如國家透過區分「敵／我」，動員民眾投入戰爭。戰爭中
無常的暴力與偶然，也讓人們對生命和國族的意義有所質疑。共同體經常要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者、戰爭災難與共同體存續連結在一起，賦予偶然悲劇更高層次意涵；同時區分敵我，也回應命運的難題。
近年的歷史教育與大眾文化中，對台灣的歷史記憶有許多翻轉與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愈來愈受到注意，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去。但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我們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框架為何？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為題，提出對台灣記憶政治的反思。
我們需要關照過去，同時也要看現在跟未來，這也是歷史記憶的價值所在。當今台灣在國族認同與轉型正義有很多需要討論與檢討的空間，潘宗億希望，藉由德國的案例，我們可以了解到，處理特定時期的政權、國家機器或是特定團體所造成的遺緒，需要報以耐心，才能接近真相，讓過往邊緣化的歷史不再沉默。
台灣長期以來對德國轉型正義有許多刻板印象，經常以以德國處理二戰戰爭責任與國家暴力的方式視為典範。但如潘宗億老師這樣詳細追索德國戰後的戰罪問題與文化記憶的變遷，上述的印象有了不同面向。潘宗億認為不應該將任何國家的轉型正義神格化或過度典範化，因為即使是德國，時紀上也用了半世紀的時間才逐漸接納過去、坦承面對。
從歷史網眼遺落下來的人生故事，對於「關係的修補」卻是至關緊要，作為心理工作者，我們要去知道的真相，不僅僅是在於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更要設法挖掘「主體的真相」，關於這個主體的經歷，或許它從來無法被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中的對象，也經常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但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這是我們必須尋找的「真相」。
轉型正義在制度面經常被討論的議題也包括：應如何與過去的威權體制切割和交接？台灣民主化三十多年，但在不同層次的法律、制度、行政機關運作方式，乃至思維上，有沒有跟過去做一個了斷？此外，在歷史傷痕的修復工作中，受難者和家屬的心理創傷、不同群體間的社會關係，乃至國家與人民之間關係的修復，也是轉型正義所要面對的。
在21世紀的今天，政治暴力真的遠離我們的生活了嗎？政治暴力與轉型正義的關係是什麼？轉型正義中創傷療癒的角度是什麼？只要挖出了真相，療癒就會發生嗎？中研院民族所、時任促轉會委員的彭仁郁老師，重新從「政治暴力」的歷史與當代意涵談起，特別點出政治暴力在精神上如何破壞人與世界的信任關係。
中華民國政府一方面為其所謂的「僑民」提供福利來吸引海外華人，另一方面嚴密控制，一旦不符期待或基於統治目的就施加迫害，毫不顧慮司法正義。杜晉軒對此提出他對「轉型正義」的建言：更徹底找出海外華人受難者，給予他們說出自己故事和補償的機會；另一方面則是正名的正義，不再把非本國籍的華人強制安上「僑」的稱呼，還他們主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