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Culture

【歷史記憶】記憶所繫之物(下):歷史中不可或缺的「非凡小人物」

透過「物」所體現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不只是為歷史中的小人物發聲,一般的民眾為什麼需要歷史?我們為什麼要保存公共遺產?這些問題可以透過「物中記憶」的研究得到解答。一個物件可能經過不只一代人,對不同世代而言有不同功能與情感,透過物看到時代變化之餘,也會看見人們如何透過物與過去相處、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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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記憶所繫之物(上):
透過「物」看見個人在社會中的主體性

通常我們通過報導、紀錄、檔案來重建歷史的面貌,不過在生活當中,仍有許多方式可以觸及過去:一本家族相簿、博物館中的化石、阿嬤衣櫃裡的「古著」、一座百年前的城樓,可以只是走馬看花、懷舊翻新,但也可能透過不同的「物」認識活生生的人與他們生活的時代。

2019年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第三場,邀請到曾任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現為成大歷史系謝仕淵副教授來主講「記憶所繫之物—歷史文物研究的新取徑」,特別從他在博物館的田野調查與文物研究經驗,提供處理史料與重建歷史的不同可能性。演講由政大歷史系藍適齊副教授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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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記錄與記憶之爭(下):個體生命與記憶政治的和解可能?

挖掘出過去並不是簡單寫意的,逝者無法向我們親口述說他的經歷,即便是親口述說,聆聽的人也需要細心理解。另一方面,做為歷史研究根基的檔案資料,也並不都是一目了然,從什麼角度解讀關乎我們的當下處境。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19年舉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第二場,邀請到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天江喜久,就他翻譯回憶錄《再見海南島》與田野調查的經驗演講,談我們如何在「記錄與記憶之爭」的謎團中理解過去,由政大歷史系副教授藍適齊主持與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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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記錄與記憶之爭(上):透過田野推敲口述史背後被壓抑的生命

挖掘出過去並不是簡單寫意的,逝者無法向我們親口述說他的經歷,即便是親口述說,聆聽的人也需要細心理解。另一方面,做為歷史研究根基的檔案資料,也並不都是一目了然,從什麼角度解讀關乎我們的當下處境。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2019年舉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第二場,邀請到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天江喜久,就他翻譯回憶錄《再見海南島》與田野調查的經驗演講,談我們如何在「記錄與記憶之爭」的謎團中理解過去,由政大歷史系副教授藍適齊主持與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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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記憶】
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下):超越僵局的新共同體敘事?

汪宏倫曾提出所謂的「戰爭之框」來分析戰爭對社會的影響: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同時也會形成集體的認知框架。戰爭國家中為了動員人民,要透過區分「敵/我」,在貶低外部敵人的同時凝聚內部團結,因此以某種方式區分了「我群」與「他者」。同時,由於戰爭所發生的暴力任意無常,遭遇偶然命運的人們需要一個解釋:「為什麼我們遭遇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有這些犧牲」?因而,國家或共同體經常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的生命、戰爭災難與共同體的存續、未來子孫的幸福連結,賦予偶然的悲劇更高層次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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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歷史記憶】
我們能和解共生嗎(上):台灣的記憶風潮與記憶典範

近年的歷史教育與大眾文化中,對台灣的歷史記憶有許多翻轉與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愈來愈受到注意,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去。但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我們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框架為何?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為題,提出對台灣記憶政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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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歷史記憶】沉默迷宮:我們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德國戰後的記憶建構與辯證(下)

長期以來,許多人對於「德國」、「德國人」與「德國史」有著既定刻板印象。尤其在討論到轉型正義與二戰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時,總以德國作為討論案例,並將其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1935-1945) 後的戰爭責任、國家暴力的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處理方式視為典範。

但是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潘宗億老師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轉型正義沒有什麼『典範』,也最好不要有典範。」德國面對歷史的方式也不應「神格化」: 因為他們實際上也是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逐漸接納過去、坦誠面對過往錯誤的。

2019年12月27日,由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2019 歷史與記憶:系列演講」來到第四場。演講由藍適齊副教授主持,來自東華大學歷史系的潘宗億老師主講,他透過眾多歷史文獻、影視作品與著作,探討德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政治人物、史家與民眾在戰後面對納粹黨 (Nazi Party) 與大屠殺 (Holocaust, 1933-1945) 歷史的心境、衝突、面對方式與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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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Culture

【歷史記憶】沉默迷宮:我們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德國戰後的記憶建構與辯證(上)

長期以來,許多人對於「德國」、「德國人」與「德國史」有著既定刻板印象。尤其在討論到轉型正義與二戰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時,總以德國作為討論案例,並將其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 (World War II, 1935-1945) 後的戰爭責任、國家暴力的轉型正義與歷史記憶處理方式視為典範。

但是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潘宗億老師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轉型正義沒有什麼『典範』,也最好不要有典範。」德國面對歷史的方式也不應「神格化」: 因為他們實際上也是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才逐漸接納過去、坦誠面對過往錯誤的。

2019年12月27日,由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2019 歷史與記憶:系列演講」來到第四場。演講由藍適齊副教授主持,來自東華大學歷史系的潘宗億老師主講,他透過眾多歷史文獻、影視作品與著作,探討德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政治人物、史家與民眾在戰後面對納粹黨 (Nazi Party) 與大屠殺 (Holocaust, 1933-1945) 歷史的心境、衝突、面對方式與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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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Action

【政治暴力創傷】:
透過口述歷史穿越社會的認同裂縫,修補被遺落的靈魂(下)

我們每個人都會需要將自己鑲嵌在更大的歷史脈絡當中,才找得到自己所處的位置,人人皆然,只是說我們該如何去想像,那個比個人更大、更宏觀的歷史架構是長成什麼模樣?對不同的人來說,它可能是國民黨、是中華民國,也有可能是台灣,甚至是50年代許多知識份子所信仰的社會主義。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我們的信念和信仰是什麼,反而是在於,當我們將己身所秉持的信念視作是「全善的」、「必須要被無條件捍衛的」、「完全不可被挑戰的」事物,這個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然而,這些從歷史網眼遺落下來的人生故事,對於「關係的修補」卻是至關緊要,作為心理工作者,我們要去知道的真相,不僅僅是在於這件事情從頭到尾發生了什麼,更要設法挖掘「主體的真相」,關於這個主體的經歷,或許它從來無法被語言化、也無法傳達給對話中的對象,也經常不是國家與政府最重視的面向,但對心理工作者而言,這是我們必須尋找的「真相」,是需要被重視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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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 Action

【政治暴力創傷】:
如果過去國家這樣對待人民,我們今天為什麼還能相信?(中)

作為民主化手段的轉型正義在制度面經常被討論的議題也包括,我們應如何可能與過去的威權統治體制進行切割和交接?台灣民主化至今三十多年,但在體制上,包含不同層次的法律、制度、行政機關的運作方式與習性,再來是思維上,我們到底有沒有跟過去做一個了斷,或者它其實一直延續到現在?這些都是轉型正義所要面對的事情。此外,在歷史傷痕的修復工作中,除了受難者和家屬的心理創傷,不同群體社會關係的修復,還關乎我們如何去修補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係,如果過去國家可以用如此暴力的方式壓迫人民,那麼我們今天又該怎麼相信這個國家不會再對人民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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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沈豪挺
觀點 Perspective

用我們的語言說出我們的歷史—
新加坡華語劇團與華語媒體的歷史反思

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的【東南亞華人文化系列講座-東南亞華人時空觀之歷史意識】第三場,邀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沈豪挺主講,講題為《新加坡歷史話語權的競逐:以華語源流社群為中心》,談新加坡建國的過程以及冷戰氛圍下,如何形塑其歷史與國族認同,在這當中逐漸壓縮華語及非官方歷史的空間,華語社群與受到左翼文化影響的藝術團體又怎麼保持其活力,扮演對話橋樑與批判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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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Interview

【歷史記憶】缺口用多元填補—
藍適齊談台灣歷史記憶的獨特性

從「對日抗戰」的記憶到《台北大空襲》桌遊和「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從「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口號到講述白色恐怖的遊戲與電影《返校》,從「吳鳳的故事」到電影《賽德克巴萊》,台灣近幾年無論是對於歷史教育或是流行文化對過去的認識都有許多翻轉或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隱隱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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