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憶

記憶為何有落差？是遺忘或隱藏？是虛構或想像？對楊孟軒來說，答案或許更加複雜，群體確實經歷過創傷，時代確實在群體中留下烙印，歷史記憶所驅動的情感與行動都有其真實性。我們惟有聆聽彼此的故事，深入歷史記憶中的細微線索，才夠有可能打開彼此理解與和解的路。研究「記憶的歷史」或許能帶我們走上這條路。

我們對事件或議題的歷史印象從何而來？過去的歷史怎麼能在今日依然撥動我們的心緒？如果回溯過往的真相，能為暴力與衝突帶來平反、尋求和解，那要如何接近過去，才能避免粗暴建構或流於自溺？美國密蘇里大學歷史系楊孟軒副教授，透過追索臺灣外省群體的歷史記憶變遷，挖掘集體記憶中的多元與差異，探索創傷、記憶與認同之間的關係。

記憶研究需要倚賴大量文獻，食物記憶更與個人主觀身體經驗息息相關，這都加深梳理台灣飲食記憶與認同變遷的難度。潘宗億透過細究食譜，探索台灣戰後飲食文化變遷，其中一條路徑是來自中國各地的戰後移民，世代交替中看待台灣的眼光如何變化，而發展出更在地化的飲食記憶與文化認同，使台灣的飲食文化更為豐富。

「吃」對很多台灣人來說，想必並不陌生。從過年「圍爐」與節慶菜餚、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再到飽含｢鄉愁」的家鄉菜，生活中的大小事物與飲食息息相關。憑藉對飲食的愛好，東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潘宗億近五、六年來投入飲食文化研究領域。他發現飲食行為能建構社群認同，這與其過往關注的「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的研究不謀而合。

透過「物」所體現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不只是為歷史中的小人物發聲，一般的民眾為什麼需要歷史？我們為什麼要保存公共遺產？這些問題可以透過「物中記憶」的研究得到解答。一個物件可能經過不只一代人，對不同世代而言有不同功能與情感，透過物看到時代變化之餘，也會看見人們如何透過物與過去相處、和解。

通常我們通過報導、紀錄與檔案重建歷史面貌，但過去的人所遺留下來的物品，也可能讓我們接近過去活生生的人與他們的時代。2019年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邀請到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成大歷史系謝仕淵教授來分享他在博物館的田野調查與文物研究經驗，提供處理史料與重建歷史的不同可能性。

為什麼會有回憶與敘述上的虛構？天江喜久認為記錄與記憶的落差，應該從人們的身分認同與生命處境來看，台籍日本兵在戰後的台灣社會中，關鍵的生命經歷被噤聲與抹除，強烈的情感和說出自己故事的渴望，早已與集體的記憶交錯、相融。從這樣的分析出發，天江喜久進一步反思，國家的紀念制度、歷史教育和反戰教育的改革方向。

挖掘歷史並不簡單，逝者無法向親述經歷，即便親自交談，也需要細心聆聽。而歷史的檔案資料，也並不都是一目了然，從什麼角度解讀關乎我們的當下處境。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2019年的【歷史記憶】系列演講，邀請長榮大學的天江喜久教授，從他翻譯回憶錄《再見海南島》與田野調查的經驗談起，撥開「記錄與記憶之爭」的迷霧。

汪宏倫曾提出「戰爭之框」的概念：戰爭導致的重大改變可能會影響社會的結構與集體認知框架。比如國家透過區分「敵／我」，動員民眾投入戰爭。戰爭中
無常的暴力與偶然，也讓人們對生命和國族的意義有所質疑。共同體經常要透過歷史敘事將逝去者、戰爭災難與共同體存續連結在一起，賦予偶然悲劇更高層次意涵；同時區分敵我，也回應命運的難題。

近年的歷史教育與大眾文化中，對台灣的歷史記憶有許多翻轉與補充，這座島嶼記憶的多元性與認同的複雜性愈來愈受到注意，若要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不可避免要回顧過去。但是什麼影響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我們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框架為何？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以「我們能和解共生嗎？」為題，提出對台灣記憶政治的反思。

我們需要關照過去，同時也要看現在跟未來，這也是歷史記憶的價值所在。當今台灣在國族認同與轉型正義有很多需要討論與檢討的空間，潘宗億希望，藉由德國的案例，我們可以了解到，處理特定時期的政權、國家機器或是特定團體所造成的遺緒，需要報以耐心，才能接近真相，讓過往邊緣化的歷史不再沉默。

台灣長期以來對德國轉型正義有許多刻板印象，經常以以德國處理二戰戰爭責任與國家暴力的方式視為典範。但如潘宗億老師這樣詳細追索德國戰後的戰罪問題與文化記憶的變遷，上述的印象有了不同面向。潘宗億認為不應該將任何國家的轉型正義神格化或過度典範化，因為即使是德國，時紀上也用了半世紀的時間才逐漸接納過去、坦承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