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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泰龍（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四年級）

現代醫學發達，人們壽命普遍提高。長壽意味著人生要做更多決定，也要面對更多的生老病死。我已故的外婆壽終116歲，從她被確診失智症後的十數年間，我心中總有著一個問題：到底要讓外婆活多久、如何活？相信有過類似經驗的人，都有經歷過要讓家人接受何種治療的困境。事實上，家人的決定造成治療的境況，治療境況將決定被照顧者餘生的生活模式；而在華人社會中，人們並不會給予太多病人自主決定的權利。除了是對主體性的忽略之外，也源於對失智病人是否具有完整理性能力的懷疑。擱置了病人的想法而做出決定已是常態，但也經常是迫不得己的困境。

「客觀」的看待病人

在失智治療中，長者偏向選擇留在家中生活，而並非在療養院接受治療。家，是人最熟悉的地方，而療養院卻是陌生的。進入療養院就要離開熟悉的生活世界，被拋入不熟悉的治療場所。當人的生活脈絡被強制剝離後，很難再建立出一套新的生活方式。因為生活，需要透過連續的社會環境去提供意義，好讓行為有所著落。記憶、習慣、性格、社交生活和意義這些前理解層次之物，並不能憑空生成，也不能隨意奪走或改寫。一個老人家，從他的家中被帶到另一個陌生的、標準化的院舍中接受治療，便會不自覺地對兩者進行比較。家和療養院之間的差異巨大，源於他們不具有生活經驗上的連續性，這兩種生活方式本來就屬於不同層次的發生經驗。

人所習慣的生活方式不是療養治療；人在身體安康時，身體直接表象，所處的經驗是前反思的，不會時刻審視自己的身體感受。然而，在人的身體出了毛病，進入療程階段時，人才會把身體審視成肉體，以反思層次的經驗去思考身體。生活在一個總是把身體視作肉體的處境並不愉快，關鍵不只在於心靈和肉體的分離，而是人要將自己客觀化。在療程中，病人成了被治療者，他不單要說服自己要修復自己的肉體，也被家人、醫護說服自己，要接受自己需要待在療養院的事實。在這個客觀化自己的過程中，人讓自己成為被宰制的客體並失去主體性，這使病人困惑，不知道要怎樣「安身立命」去看待自己和自己肉體的關係。另一方面，家人和治療者也面臨着自我客觀化的痛苦。他們知道為了家人健康著想，有送家人到療養院的必要；而且在療程中不得不努力控制住自己，使用另一種身份角色去看待病人，而不是任由病人迴避治療。情感抽離、忍痛割愛並不容易，卻迫不得已。

關係的對比

在失智病人身上，隨著身體失去功能，記憶也會漸漸消失。不過，這並不是說人會變成一張白紙，他們還有殘存的記憶片段，並在僅存的片段中去思索意義。外婆有時會記起我，也會記起和親友的點滴，有時卻甚麼都記不起。字言片語雖能勾起他的回憶，但也伴隨著遺忘的失落。

失智症患者受記憶所困，困擾不在於「自己是誰」，而是「自己是他們的誰」。回憶帶起了人在某個脈絡中的處境和關係，也帶出了人和他者的關係，這些關係脈絡具有維持人如何認識世界的功能。回憶帶出了過去的關係脈絡，便和療程當下的各種關係形成了對比；在治療中，親友和醫護都成為了照顧者，病人和親友的關係便產生了變化，和過去的關係形成對比。在療程中發生「關係的對比」並不少見，同時帶來了各人的極大困擾。

意義失卻與目標錯置

除了自身對肉體產生困惑，及對他者的關係產生困惑以外，病人也會對治療意義的本身產生困惑。人在回答「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時，總需要透過詮釋出一個意義作為解答。因此，人總需要設定意義和目標，而行為又合目的時，人才有動力實行這個行為。

循此而問，人為甚麼要接受治療？若治療是為了康復，讓肉體回復到以前的機能，讓人不再需要時刻反思自己的肉體該如何安置的話，失智症的醫療卻不能滿足這個要求，失智過程是不可逆和不可康復的，只能使其延緩。所以，治療失智症這個行為既是不合目的，也無法滿足醫療科學的有用性需求。

普遍來說，這讓治療者與被治療者，都面臨著治療不效而起的困惑，使雙方都欠缺動力繼續治療，因而淪落成單純為了活著而治療。失去意義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最痛苦的境況。治療失智患者把生活退位給生存，本來就無可厚非；人生為人，就不是單純為了生存，而更著重在生活裡。若在僅有的餘生中，能為了生活而活也許更符合人性尊嚴。或許人需要更願意去接受生老病死做為自然規律的一環。既然手段達不到目的，我們也許就要相應調整目的，以及勇於面對死亡的生死觀。 另外，患者家屬會有痛苦，並不單苦於無藥可治，還有種種失落和不愉快。有時，病人離世後家人卻會後悔，後悔沒和家人珍惜度過最後的時光，而送他去療養院。在這過程中，病人既無甚可得，倒不如讓他留在家中度過最後的、有意義的時光。

承認不可控：尋求調和的媒介

失智治療還有出路嗎？其實我們不妨汲取古人使用巫術治病的概念去置換現有的治療目的。如古人在自然的生死面前，除了意欲「控制」之外，尚知道「敬天畏命」，承認許多人為不可控的因素，因此使用巫術儀式作為媒介，在自然環境中去調和可控的和不可控的。巫術的背後是把人理解成自然的一部分，有其可控性，同時亦有其不可控的超然規律；超然規律雖不可控，但卻不蠻橫無理，因著儀式的溝通而使人參與在其中。巫術告誡使用者當心存敬畏去面對一切，但既已盡力，也就沒甚麼好責怪的了，因此人曉得在自然中處世。

當然，用巫術來治病在現代社會中不合科學，但手段不對，不等於就應把背後的哲思通通拋棄。理性越發增長，科技能控制更多事物，不免令人妄圖控制一切；這是自然的傾向，想克服一切痛苦，然而關係的痛苦就來自於以爲能控制，卻不能控制，因而憤怒和不知所措。 在巫術中，控制並不是唯一目的，更在乎是和諧並生，因此賦予人行動動機，也給了「境界」來體悟當下，人就不至於失落。儀式也給了人一個中介去接受重大轉變，讓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者、自己和事物和解。

就此觀之，科學和巫術在根源上均起於想要克服痛苦的自然傾向，只是前者擁有更多能控的手段，但這並不意味我們不能用巫術思維去看待現代醫療的限制。我認為這是可能的一種途徑，也給予人重新設定另一種合理的照顧關係，而非僅是現代醫學所理解的單一治療觀點。過去人類面對更蠻橫無理的自然，按其原始結構發展出一套融貫的處世模式，這不單揭示出人的基本處境，也透露出古人在面臨生死困境時的對待方式。現代人在面對蠻橫的結局面前，或許可以透過傳統根源去思考治療和關懷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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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劉達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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